电影体制改革与跨文化语境下的国家形象传播

20世纪90年代初，新生代电影浮出水面，第六代开始登场。第六代创作主体的身份构成比较复杂，其中既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并在电影体制内创作的青年导演，也有一批脱离官方制片体系的独立制作者。第六代的身份标签也十分鲜明，他们在意自身成长经历的青春书写，拒绝对生活的虚伪粉饰，以“我的摄影机不会撒谎”为影像宣言，力图再现所谓“生活的真实面貌”。第六代以一种“地下电影”的姿态出现，依赖民间资本和海外资金，逃离国内电影生产制作体制，并力图通过海外电影节和国际电影市场寻求认同，被学者称之为“无父一代”的流浪孤儿。有研究者指出，虽然第六代的“影像中国”与第五代的“国家形象镜像”有着极大的差异，“然而，第六代和第五代最大的共同点却是作为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与第一世界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影像传播模式——对话、认同、误读与壁垒，而且国际电影节获奖既是他们自我确定的方式，也是求得西方认同的重要通道。西方既是电影中国的他者之境，也是文化中国、现实中国的评判者，无论民族，还是现实，中国国家形象总是在西方之镜中被映现，隐现、夸张、变形、扭曲、误读和纠偏是形象建构的方式，更是形象跨文化传播的特征”。^[15]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电影体制改革进入转轨时期。1987年3月，国家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基本原则。很显然，提出这一原则的出发点在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督促电影创作去表现中国革命历史和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与经济改革，号召电影创作体现国家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呼唤电影工作者增强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1993年1月，国家广电部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打破了十三年来电影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状态”^[16]。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重大革命题材影片和主旋律影片纷纷上映，掀起一阵又一阵的观影热潮，成为中国电影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影片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弘扬和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而且也满足了观众的‘集体无意识’中的英雄梦想，并在其自身相对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与美国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17]

1999年前后，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为契机，主旋律电影取得了新的成就，涌现出一批优秀影片。1994年，广电部电影局批准每年可以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中国电影市场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客观上促进了电影体制改革的进程，推动了中国电影院线制的出台，也推动了影院硬件条件和服务质量的升级；重新唤醒了观众对电影的热情，进而激发了中国电影人打造国产商业大片的热情与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