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技术”理论影响下的城市减灾实践
由于巨灾风险的发生常常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色，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地质结构复杂，因此我国面对的巨灾风险是全球各国中类型最多、频率最高、灾害损失最多最集中的。从地理分布上看，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处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显示，我国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1.3亿人次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8997千公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3135.5亿元。在城市减灾实践领域，各地政府与国际组织正积极探索复合型灾害风险及其治理问题的应对之策。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韧性城市”等概念相继成为城市建设标签，甚至作为城市建设目标被正式列入国家和地方政策规划。
1.20世纪70年代：生态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
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倡导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等城市减灾实践，主张通过转变城市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实施气候适应性城市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与气候灾害风险，让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保护。
生态城市（Eco city）作为目前最广受认可的一种发展模式，20世纪70年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与生物圈计划”中率先提出。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城市生态系统中人与“住所”的关系，协调现代城市中经济系统与生物的关系，包含保护与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提高人类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维持和发展的能力，使人、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互惠共生。从生态学的观点而言，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社会、经济和自然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建设要求尽可能降低对于能源、水或食物等必需品的需求量，也尽可能降低废热、二氧化碳、甲烷与废水的排放。一个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城市应该具有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城市生态系统。生态城市体现系统的平衡性。在城市这个复杂系统中，环境胁迫与承载力、资源利用与更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本质上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生态城市按照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生产与消费领域产生的废弃物经过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返回生态系统，保持整个城市系统输入与输出的平衡，缓解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地面沉降等环境污染问题，水资源短缺和能源紧张问题也得到遏制，城市经济、社会和自然达到动态平衡状态。
绿色城市在为保护全球环境而掀起的“绿色运动”过程中提出，倡导城市相关利益主体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它既强调生态平衡和保护自然，又注重人类健康和文化发展。绿色在中国文化中有生命的含义，也是春季的象征。随着“绿色”一词在文化、技术、行动、环保等方面应用的广泛化，其内涵可引申为和平、健康、平衡、安全、自然、和谐等。因此，“绿色”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另一个方向，重在强调通过引导居民改善日常生活方式来逐步调整城市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倡导健康、适度的消费习惯和生活理念。政府通过治理复杂水环境，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妥善收集和处置各类废弃物使城市建设走上集约、节约和生态发展的轨道。自然生态良好是绿色城市最显著特征。
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的《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概念。白皮书以“低碳经济”的新理念阐述了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如何推广“绿色经济”已成当务之急。2020年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碳中和被多次提及，“碳中和”和“碳达峰”是推进低碳经济过程中重要的监测节点，唯有推进低碳行动才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目标。低碳行动是针对气候变化提出的重要行动纲领，它反映了人类因气候变化而对未来产生的担忧。“低碳革命”的诞生是因为随着绿色经济的深化，各国政府都在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必要的努力。城市是现代社会经济的聚集地，国民收入的主体部分是由位于城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创造的，城市的碳排放占整个碳排放的70%～80%。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其运行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制造出全球80%的污染，“碳足迹”比农村大两倍。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发展的低碳化在全球碳减排行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停止对碳基燃料的依赖，实现能源利用转型和经济转型。作为区域碳减排的重要单元和研究主体，城市也是实现全球减碳的关键所在。2013年宁波市政府发布《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低碳产业、低碳能源、能效提升、碳汇水平、支撑能力建设等重点领域，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构建发展新优势，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20世纪90年代：数字城市、智能城市、智慧城市
随着城市发展规模扩大、人口不断扩张，城市功能、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安全风险智能管控任务日益加重。近年来，以城市信息化发展为背景，倡导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城市”“智能城市”“智慧城市”等城市建设实践，强调借助大数据思维和技术创新推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变革。数字城市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大规模存储技术为基础，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把城市建设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全部内容进行数字化虚拟呈现，体现出人与人、人与地、地与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为政府及社会各界提供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及应急等广泛服务，有效提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随着理论探索、技术革新的深入，智慧城市被认为是一种以环境、人和技术的综合性、可持续的方式来设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的智慧治理。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相比较而言，数字城市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发展阶段，数字城市建设以数据主导，注重基础，智慧城市则注重应用，以应用主导城市建设，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不断带来政府决策体制机制的变革和重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实现智慧城市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将物联网、大数据作为智慧城市基础建设体系的核心内容，不断提升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水平。智慧城市让各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决策和提供公共服务，借助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使决策实施过程保持透明。
3.21世纪以来：海绵城市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全球风险社会为背景的“海绵城市”“韧性城市”等城市防灾减灾规划与建设实践，强调通过改进城市建设规划、加强城市生命线系统建设等措施提高城市系统吸收、抵御和适应各类灾害风险的能力。海绵城市和韧性城市建设对加强城市灾害管理的针对性更强。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应对暴雨洪水灾害提出的灾害管理理念，以城市适应环境变化和弹性应对雨水灾害为特征，通过下凹式绿地、调蓄池等设施的建设减缓城市径流洪峰出现的时间，降低洪峰峰值流量，为雨水再利用创造良好条件。由于城市水泥浇筑的下垫面过硬，改变了原有自然生态本底和水文特征，海绵城市建设要加强自然的渗透，把渗透放在第一位。通过改变各种路面和地面铺装材料，改造屋顶绿化，调整绿地竖向，从源头将雨水留下来并渗透下去。由此可以避免地表径流，涵养地下水，补充地下水的不足，还能通过土壤净化水质，改善城市微气候。内涝问题是快速城镇化进程推进以来的一种常见“城市病”。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建设显著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结构，城市“大雨必涝，雨后即旱”，水生态恶化、水资源紧缺、水污染严重等问题随之而来。2012年4月，在2012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科技论坛中，“海绵城市”概念在中国首次被提出。近几年，我国海绵城市建设已经取得积极成效，在有效缓解城市内涝灾害、整治城市黑臭水体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如北京市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对环路下凹式立交桥区进行改造，综合采取渗、滞、蓄、排等措施，提升桥区的排水防涝能力；遂宁市对阜丰巷老旧小区进行“海绵化”改造，小区内涝积水点得到了有效控制等。
防风险（源头）、降危害（结果）是传统减灾策略的核心要义。一般地，传统的灾害风险管理多着眼于单一领域的特定风险，以风险防控为管理目标，强调将特定风险控制在既定的可接受水平之内；而传统的灾害应急管理则以各类突发灾害事件为对象，以降低事件危害为目标，强调及时有效的应急处置。不同时期的城市减灾实践表明，虽然各自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相同，但就整体减灾思路而言，城市管理者更侧重城市基础设施的优化布局、信息技术革新与应用、城市生命线系统建设等工程性减灾措施的应用，与“工程-技术”传统下的灾害研究主张高度契合。而涉及制度、社会、文化等层面的非工程性减灾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应用相对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