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危机，也是机遇
危机下的中文！
写下这个标题，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百年风云，汉语、中文的变化超过了一千年、两千年！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曾经熟悉的中文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陌生，如今更像脱缰之马向着谁也不知道的方向在狂奔。汉语向何处去？中文向何处去？汉语在变“好”还是在变“坏”？中文在进步还是在退化？汉语需要这样的变化吗？汉语经得起这样的变化吗？这样的变化我们需要控制吗？这样的变化我们能够控制吗？在百年积淀形成的传统面前，在群众性的狂热与浮躁面前，少数人的清醒能有什么作用吗？少数人有必要保持那样的清醒吗？那样的清醒对他们来说，是幸运还是痛苦？……这些问题我都没法解答，而且越去想，越感到它们如磐石般压在身上的沉重。约稿的编辑曾希望我将这本书写得轻松一些，但我一开始似乎就轻松不起来。
何况，我之感到沉重还有更现实的理由。
第一，这本书写出来，肯定会引起一些震动，特别是在语言学界和汉语学界。前几年也曾经出过一本类似的书，朱竞女士编的《汉语的危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在语言学界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波澜，甚至很多汉语学者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这是因为那本书中的作者几乎没有一位是搞语言学或汉语研究的，汉语学家自然觉得有权利不去理睬那些“外行”话。可是我的身份有些不同，三十年来，我由英语而古汉语，由古汉语而现代汉语、对外汉语，由汉语而普通语言学、哲学语言学，可以说国内从事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我都兜了个遍，也发表过几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要说我是语言学的外行，可能多数人开不了口。而我居然集中精力写这么一本“攻击”现代汉语和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书，大有吃里扒外之嫌，恐怕会引起语言学界相当一批朋友的反感。这对我当然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曾经有朋友劝过我，说你何必持与别人不同的观点呢？跟着“主流”走不是很好吗？还有的朋友在得知我想以“字本位”的观点编写语法教材的时候也劝我说，自从黎锦熙先生以来，我们的语法都是这样讲的，最好不要别出心裁。要是他们知道我不但不改悔，还要变本加厉，专门写一本书对百年来的汉语研究大张挞伐，他们会怎么想？2000年，我发表了一篇近4万字的长文《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提出百年来汉语研究四大失误：普世主义、语法中心、重音轻字/重语轻文、科学主义，一时哗然，朋友们传出话来：“某某怎么写这样的文章！”今日我再写这样的书，明知除了得罪朋友，不会有太大用处，犯得着吗？
第二，如果说，批评语法中心得罪的还只是一批学界朋友（语言学界搞现代汉语的恐怕有80%，而搞现代汉语的人中，搞语法的恐怕在90%以上），对语言文字政策说三道四，闯进的恐怕就是政治的雷区了。在中国的各个学术领域恐怕还没有一个像语言文字领域那样有着如此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官方痕迹（当今的国家语委、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地位足令各个学科羡慕）。在很长时间里，汉语拼音化、汉字简化等等是被当作国策对待的，根本就不容有讨论的余地。现在尽管气氛比以前宽松了许多，但要把意见充分表达出来、让政治问题回归学术问题，恐怕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君不见，关于繁简字的讨论的文章，特别是倾向繁体字的文章，就多见于中国香港的杂志，很难在内地主流媒体发表。对于这么一个忌讳多多的题目，大张旗鼓地来写，这合适吗？
第三，有人说“知难行易”，也有人说“知易行难”，而在语言文字问题上恐怕是知难行亦难，甚至是行更难。“知”已不易，要闯过学术关、政治关。“行”则更难，要改变语文问题首先在教育，而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中，各种利害关系错综复杂，每走一步，都是上下左右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要想将对语文问题的思考变成教育界的行动，可以说比登天还难。如果说了办不成，那还不如不说。
在这样沉重的心态下，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说，这完全是一种责任感在起作用了。我总觉得，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之一，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强烈的责任感。只要他们认为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再大的困难也在所不计。从孔子到诸葛亮，从诸葛亮到林则徐，都是如此。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诸葛亮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都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摧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一可贵品格正在失落，人们越来越变得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越来越变得“实际”、为稻粱谋。可以说，当今学术界的各种学风失衡，首先是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丧失开始的。在这样的心态下，怎么还能指望知识分子能有创新型的学术成果？眼见得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职称越来越高、项目和成果越来越丰富、奖励越来越频繁、收入越来越离谱，但真正有原创性的成果却越来越少，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越来越尴尬。这中间，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情况尤其值得我们忧虑。西方哲人说，“公众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的批判，如果知识分子热衷于同社会上最世俗的势力合流，热衷于在社会主流中安下一个自己的位置，那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要也罢，因为社会缺少这样的知识分子照样可以运转，说不定还运转得更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的，我还是选择了“说”。也许我们的“说”根本不起作用，也没有多少人听。但我自己，至少是把它当作寻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回归的一次实践。我们只能寻求精神上的心安，至于成败利钝，确实是无法考虑，也不应该考虑的。我们相信，这样一种“异端”的思考放在那里，总有一天会引起人们重视的。何况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也不一定就完全没有人支持，只是支持的人（大多是“小人物”）没有机会发出他们的声音来而已。几个月前，我在《南方周末》上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一百年来，我们是在以教外语的方式教母语”，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对此有一条评论说：“终于有人出来说真话了。”这使我特别感到宽慰，感到“吾道不孤”，感到我可能代表一部分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其实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但在我们目前的状态下，既然并不是所有想说的人都有机会把他的意见说出来，那么我们这些有机会说话的人能够代表他们说出来，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的“道义”。
以上可说是题外话，下面话归正题。先要解释题目里面的两个意思，一个是“中文”，另一个是“危机”。
前面提到，前几年朱竞编的书，书名叫《汉语的危机》，而我们这里叫作“中文的危机”，两者有什么不同吗？粗略地看，这两者当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汉语、中文，译成英语都是Chinese，就好像英语和英文都叫English一样。但从历史上、从实际使用上，这两者的不完全相同还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两者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语”和“文”，从定义上看，一侧重口语，一侧重书面语，在“语”“文”大体一致的语言如英语里也许差别不大，但在“语”“文”不一致的语言如汉语里其差别就不容忽视。称“语”还是称“文”对有些学者来说还是涉及原则性的大问题。例如复旦大学老校长、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终其一生坚持称“文”不称“语”，甚至还挑起了一场“语法”、“文法”之争。直至去世，他始终把他从事的研究称作“文法”研究而不是“语法”研究（而跟他年龄相仿的一批学者如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却先后把“文法”改称了“语法”）。更有甚者，他把他创建的上海语言学者的学术团体命名为“语文学会”，在全国各地竞相成立“语言学会”时仍坚持不改，时至今日，成为全国各省市唯一的“语文学会”。从历史上来看，以前多强调“文”，因此上面提到黎锦熙、王力、吕叔湘几位早期的书都叫“文法”（黎有《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王有《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年；吕有《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强调“语”是改革开放以后语言学地位上升的产物。例如对于外国人的中文教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是“语”“文”并提，如清华和北大都曾办过“中国语文专修班”。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了跟国际接轨，仿照英语Teach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简称TEFL，“把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造出了一个新名称Teach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简称TCFL，“把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简称“对外汉语”），对外教学的重点突然放到了“语”即口语上（这一名称变化带来实质变化的情况，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与此同时，国际上语言学地位大大提高，以前重视书面语研究的传统被贬为“语文学”，成了一种“前科学”，因此追逐潮流者避“文”字唯恐不及，“中文”也在不知不觉中几乎被“汉语”全面取代。用“汉语”取代“中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人认为“汉语”只是汉族人使用的语言，称做“中文”是把一个民族的语言强加在整个国家头上，有“大汉族主义”的嫌疑。我佩服这些人分析问题的精细，但非常怀疑少数民族人们的神经就这么脆弱，看到“中文”二字就感到了“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也许只是有些人自己没事找事而已。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医、中餐”是不是也该改为“汉医、汉餐”啊？
如果我们用汉语和中文分别指称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就危机而言，更多地是存在于“中文”里而不是在汉语里。现在的学者一般把汉语等同于现代汉语，把现代汉语等同于普通话。如果这两个等同能够成立，那么汉语确实不存在什么危机。相反，普通话可能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中央到省市各级政府乃至各大专院校都成立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其工作主要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广普通话；普通话三等六级的考试已成为许多行业的准入门槛，远比英语四、六级更权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普通话不仅攻克了原先方言势力顽固的堡垒如广东、福建，还成功地普及到了香港，在香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普通话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改变了几十年的语言习惯，在短短几个月里学会了普通话更被看作是推普工作的胜利。在国外，普通话则推广到了新加坡。而当前方兴未艾的国际汉语热也无不以普通话作为媒介。普通话正在一路高歌猛进，当然不存在什么危机问题。朱竞的书出来以后，得到了一些赞同，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这就是一个原因。当然，对于普通话来说，也有一种危机感，那就是各地方言的回潮。这样看来，汉语的危机其实并不在汉语而在中文，我们改一个名称，以使讨论问题时主题更加集中。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危机。首先，什么是危机？许多人不赞同朱竞用的这个词，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汉语的发展势头很好，即使遇到一些问题，也不该用危机二字。这个问题就很值得讨论。我认为这里面实际上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总体上的，对待我们的事业、对待我们的工作，我们要不要有、应该不应该有“危机”意识？第二个是具体的，中文（或汉语）在目前遇到的问题，可不可以叫做危机？
事实上，我最担忧的是第一个问题：需不需要危机意识。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过歌舞升平的日子，在他们眼里，形势总是一派大好，问题嘛，当然会有一点，但那是前进中的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会自己解决，因此问题不必提也不需要提。如果有人要提，那就是与大好形势过不去。在语言学界尤其如此。我曾说过，在中国学术界，语言学界是最不喜欢反思的，岂但自己不反思，而且反对别人反思。在世纪之交，语言学家们撰文总结20世纪的语言学史，就是一派歌舞升平气象，处处都是成绩，年年都在进步。就是我这个人不知趣，发表了一篇长文大谈问题，引起人们不快，还累及了发表我文章的刊物主编。还有人专门替我作了统计，28页的文章，成绩只讲了5页不到，问题倒讲了23页。我却至今未悔，我认为，成绩当然要讲，讲成绩是鼓舞士气的。但问题更要讲，看不到问题，就看不到前进的方向，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比较起来，问题比成绩重要得多。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是前进的根本动力，不但在有问题的时候需要有危机意识，在“形势大好”时尤其要有危机意识。居安思危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宋代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别人还没有看到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忧”起来了，这就是危机意识。《新唐书》上说：“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两会”记者招待会的开场白上就引用了这句话，强调“形势稍好，尤须兢慎”。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讲危机，正是头脑清醒的表现。一个看不到危机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看不到危机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学科。清末郑观应曾写过一本书叫《盛世危言》，极大地鼓舞了一批有志之士，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深受此书的影响。因而我认为在现在提出“危机”问题完全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危言警世，值得所有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关注。
那么，中文存不存在危机？前面我们说过，如果我们仅把汉语理解为现代汉语，进一步理解为普通话，那么危机的问题恐怕还不那么强烈。但这个前提是错误的。第一，汉语不等于现代汉语。把汉语分成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现在还有人提出当代汉语），本身在学术上就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后面我们会展开讨论。但即便此说成立，进而把汉语只理解为现代汉语也是不妥的，因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把古代汉语踢出汉语的范畴，本身就昭示着“古代汉语”正面临着被人们遗忘、被人们否认的危机，而这对于中文的发展来说是致命的。第二，现代汉语也不等于普通话。现在很多现代汉语教材对现代汉语下的定义就是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不说错误，至少是片面的。试问：在这样的“定义”之下，现在中国境内特别是南方各省一大块地区人们还在使用的方言是不是属于“现代”的“汉语”？既然没人会说方言属于“古代”或“近代”，也没有人会说汉语的方言不是汉语，那么，把“现代汉语”等同于“普通话”是不是本身也已经隐含着汉语方言发展的“危机”？至于改“文”为“语”所隐含的汉语书面语（为了强调，我们可以叫做“中文”）的危机，就更是习焉不察了。这些我们都将在书中一一予以分析。
我们一再强调，讲危机的目的是为了警世，为了在稍好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当前，汉语或者中文的发展正面临着历史上最好的机遇。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把汉语（中文）推向了世界的舞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汉语、关注汉语，也关注着汉语背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这一形势下，我们尤其有必要反身自顾，理清我们自己的家底，看清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看清我们面临的危机，找到解决问题、克服危机的办法和措施，让中文在中华民族复兴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书即将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我们把全书分为三编，上编具体分析汉语（中文）目前面临的种种危机，中编分析产生这些危机的原因，下编则提出克服危机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