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百年来语言学发展的功过的反思

(二)对百年来语言学发展的功过的反思

《马氏文通》以来一百年的汉语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语言理论引导下进行的。吕叔湘说:“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1986)中国从没有语法到有了语法,当然是个进步。但是当这个语法完全是在“跟着转”的情况下产生、发展、变化的,当其结果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最后认为是“从根本上同汉语不相适应”(张志公语)的时候,难道我们没有必要从根本上对这整个过程进行反思吗?我们要从马建忠他们最初引进语法的动机、目标、效果等开始,再拿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去一一检验,看看这百年来引进西方语言学的功过如何?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又产生了多少问题?这是讲语法。另一个对中国人的语言生活影响最大的领域是文字。百年来中国产生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拼音化运动,其卷入之深、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在世界历史上可说都是空前的,而且一度得到了政府及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然而结果却是悄然偃旗息鼓,没有人为之承担责任,也没有人出来作任何说明,以致至今还有人认为汉语之所以没有走拼音化道路,只是时间不成熟而已,将来还是要走上这个“世界文字共同的方向”的。诚然,这个运动的开始是出于纯粹的爱国主义,但在满腔的政治热情下难道没有学术思想的影响?这么多学者、专家、教授、理论家深陷其中,难道我们不该对之进行深刻反思,找出其背后的原因?语言学家尤其有责任,因为这一运动的理论根据就是西方语言理论关于“语言是交际工具,越方便越好”、“文字是符号的符号”等学说,文字既是符号的符号、工具的工具,就像一件外衣,当然可以爱脱就脱、爱改就改。对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功过得失等也是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总结,“符号的符号”说等至今还赫然出现在绝大多数的语言学基本教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