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勿忘传统
《马氏文通》及其所代表的普世语法观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发展和汉语研究的轨迹，使汉语研究进入了世界语言研究的共同轨道。人们不禁要问，在受到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影响之前，汉语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呢？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在《马氏文通》出版之前，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称为“小学”。小学以训诂为主体，音韵、文字为两翼，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立足于汉语汉字本体，形成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成的学术传统，其研究成果不仅切合汉语汉字的实际和汉民族的语文感受，而且贯通了我国古代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人文学科名副其实的领先学科和基础学科。
中国传统的小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小学研究，主要是给政治、哲学、宗教、历史、文学方面的经典著作作注解，其目的是为了读懂古籍，所以注重语言的“考古”。而且中国古人做学问的方法往往是不成系统的点评和批注，兴之所至，点到为止。这样的学术研究像“思想的火花”，往往细致深刻，充满趣味，但却没有西方动辄几十万字的煌煌巨著那样让人肃然起敬。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成为各种“学”，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和理论，都是进入20世纪和西方接触以后的事。
中西传统的语文学研究，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归纳起来，西方语言研究传统和汉语的语言文字研究传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1.西方重形式，汉语重意义。西方语言是屈折语，有严密丰富的屈折形式（即形态变化）。西方的语言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形式上入手的，语言研究的内容，就是词法和句法，也即语法。今天西方语言学的一些新分支，如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大多历史不过短短几十年。唯有语法的研究，成为西方语言研究传统两千多年的中心问题。汉语的研究传统，在《马氏文通》之前，从来都不注重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其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乃是语义。传统汉语研究的主体训诂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语义。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样发达的形式语法系统，在传统小学研究中，语法研究连附庸的地位都算不上。
2.西方重口语，汉语重书面语。西方的语言研究，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肇始阶段，是为提高辩论术服务的，这和汉语传统研究为读经服务的目标迥异。中西语言的研究传统，从最初阶段开始，就形成了西方重语音、而汉语重书面语的语言研究传统。另外，中西这种不同的研究传统，还体现在对文字的不同认识上。西方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文字是通过声音这一媒介传达意义的，是“符号的符号”。西方语言研究历来有口语第一性、书面语第二性，语音第一性、文字第二性的研究传统。而在汉语中，声音和汉字同样具有表意功能，文字不必通过声音传达意义，而起着第二语言的作用。所以，传统汉语研究中对文字的研究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3.西方重逻辑分析，汉语重直觉联想。早在西方语法研究的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们就以逻辑的方式来研究语言。西方语言和逻辑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共生”关系。逻辑推理中的“概念”，对应印欧语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而另一个逻辑学术语“判断”，则对应西方语言的另一个单位—句子。逻辑和语言结构单位之间的对应，实质就是语法和逻辑之间的对应关系。西方语言和逻辑关系密切，造成了西方语言研究中逻辑分析和逻辑推理方法的普遍运用。形式化的内容最适宜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语法自然就成了语言研究的核心问题。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到美国描写主义再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语法的研究越来越抽象化、形式化。而对于那些用推理式思维解决有困难的问题，如语义问题，在西方语言研究传统中的地位就远逊于语法的研究。
徐通锵先生提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不是推理式的演绎论证，而是直觉性的比喻例证。这种思维方式关注事物之间多种多样的联系，特别适合进行语义的研究，因为语义的生成不是靠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而是由此及彼的联想，通过比喻例证式的隐喻途径衍生新的意义。汉字的生成机制，也非常能够说明比喻例证式思维方式在汉语中的重要作用。汉字的表意体系，除少量的象形独体字是参照客观事物临摹以外，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通过字符间“A借助于B”的机制生成的。“假借”的造字方法最终被汉语社团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它将表意的汉字作为纯粹表音的工具，离开了直觉性思维的轨道，不符合汉语隐喻式的思维方式。
通过分析中西语言的不同和中西语言研究传统的不同，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西方语言学理论这个“外来的和尚”常常念不好汉语研究的“经”—西方逻辑推理的演绎方法，遇到汉语这样重语义、轻形式的语言，往往就失效了。汉语研究的问题，光靠西方语言理论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中国的语言研究者应该注意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语言研究中吸取营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研究，并对西方语言学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为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中国传统的小学研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其精神，发扬其传统呢？我们认为，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语言研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使中西思维方式和语言研究传统形成互补。自从西方的语言理论进入中国并被运用到汉语的研究中以后，中国的语言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当前汉语研究仍然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我们运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实质上就是运用逻辑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方法研究汉语，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汉语的问题。要解决汉语的核心问题，我们还要吸收借鉴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方法，以与西方语言理论相辅相成。关于中西语言研究方法的互补性，徐通锵先生在《语言学是什么》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科学研究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客观规律的主观表述，自然与思维方式有密切的联系。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已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冯友兰认为，中西哲学的差异在方法论上的反映，简单地说，就是“正”和“负”：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是“正”的方法，用演绎推理“告诉我们他的对象是什么”；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正好相反，用的是“负”的方法，“告诉我们他的对象不是什么”，“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正”的方法需要对每一个概念下定义，用演绎论证进行定性的分析，用明确的言辞说明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没有主观想象的空间；而所谓“负”的方法，不下定义，也不靠演绎推理的论证，而是从两种现象的关系中去把握一种现象的性质和特点，即一般所说的辩证法……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一“负”一“正”，互相补充……中国现代科学的兴起、发展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吸收和运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的一种标志。
徐先生的话透彻而恳切。解决汉语研究的问题，不注重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恐怕是行不通的。
2.以语义研究为核心。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世界，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不论是何种语言，其核心功能是表达意义。脱离了语义，语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美国描写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都尽量把语义问题排除在句法之外。然而，语言中的语义问题显然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即使是句法、语义划分相对比较明晰的印欧语也是如此。近三十年来的国际语言研究又重新把目光投向了语义，希望能在语义上寻找语言研究的突破口。和西方语言相比，汉语是一种语义型的、意合的语言。由于缺少形式上的句法标记，汉语的生成，语义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且，中国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传统就是以意义为核心的。有学者说，从世界语言学近两三百年发展的大势来分析，19世纪可以说是特别重视语音的世纪，20世纪是特别重视语法的世纪，21世纪将会是特别重视语义的世纪。我们进行汉语研究，就要把握住意义这个语言的本质特性，重视对语义的研究。
3.以汉字研究为本位。文字在中西语言中的地位并不是相同的。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文字的问题。秦朝一统天下之后，“书同文”成为国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汉朝的法律规定，学童在17岁以上，要经过考试，能“讽籀书”9000个字才可以担任官职。吏民上书给皇帝，写错了字，就被揭发判罪。“讽书”，是要求懂得字音；“籀书”，是要求懂得字义，这都需要专门的学问不可。因为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西方的语言学传统历来就不重视文字。我国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这一说法，导致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文字研究传统被排除到语言研究之外。近些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发现汉语中的“字”不仅具有文字学的意义，还是汉语的基本单位，在汉语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提出了“字本位”的理论。这一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等领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抓住“字”这个本位，继承汉语丰富的文字研究传统，可以使我们看清汉语的特点，从而更接近汉语的本质。
4.重视汉语的音韵，尤其是韵律的研究。和西方的语言研究传统不同，中国有悠久的音韵研究传统。从东汉时期起，就有学者开始注意分辨汉字的读音，到汉末时，就出现了反切注音法。魏晋以后，出现了韵书。到唐宋时期，语言学者又制成了韵图。到了明清时期，音韵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另辟了对周秦古音进行研究的途径。当今不少汉语学者发现汉语的韵律时常超越语义的制约，制造出生动的汉语表达来。如成语“一衣带水”，本是指“一条像衣带一样宽的水域”，照理应读成“一 | 衣带 | 水”。但现实中，大家普遍接受的读法是“一衣 | 带水”。又如，乔姆斯基的那个著名的例子“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翻成汉语古诗的形式“无色绿思狂怒睡”，非但“语法上”可以接受，而且别有一番高深莫测的风雅。“种植花草”、“种花草”、“种花”、“种草”可以接受，但是“种植花”和“种植草”在汉语中就不行，这恐怕也只能从音韵上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汉语的韵律协同语义共同作用，形成了最主要的汉语语法机制。传统汉语研究的奇葩音韵研究必然会为我们揭示更多汉语的本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