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道”之间徘徊

语文课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学习语文课是为了什么，我们同样不清楚。按理，学校设立的各门课程都应该有十分明确的教学目标，否则教学活动就根本无法进行。而就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语文教育界竟然长期以来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就逼得语文教师们只能各显神通，按各人自己的理解在语文技能、思维训练、思想道德、人文素养等等目标之间徘徊。

解放后确定开设语文课，语文课程的负责人也给出了语文课的性质就是口语加书面语这样的解释，按理语文的教学目标也就应该明确了，那就是提高口语和书面语的水平，或者说学会读书写文章。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语文教育就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只是1956年起先是实施“语”“文”分科，后又改回来，“文学”进入了语文，就使语文课的目标突然变得不明确了。文学作品当然有个思想内容问题，选什么、不选什么，就是个大问题。加上自1959年起，“政治挂帅”的口号越叫越响，厚今薄古、“树红旗，拔白旗”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语文课自是首当其冲。于是，语文教育界出现了热烈的“文”、“道”之争。所谓“道”，是指思想教育，而所谓“文”，就是语文，有人认为，“文”只是“道”的载体，语文课应以“道”的教育为最终目标。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语文课只能管“文”，“道”的教育不应由语文课来承担。自然在当时的氛围下，后者的声音是比较小的。于是更多的人就出来打圆场，说两者都重要，“文”“道”可以并重。殊不知这样一来，语文课教学目标就变得模糊了，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从事语文教育的人都还没有弄清楚。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文化”热，什么东西都要跟文化挂起钩来。这一思潮也影响到了语文课，从而出现了“人文性”和“工具性”之争。所谓“工具性”就是语文性的具体化，是关乎“语”、“文”本体的。所谓“人文性”仍是语文课的内容，只是因为“文革”后“政治性”不强调了，就以“人文性”来取代。“人文性”的内涵是“提升人的人文素质，在道德、思想、精神等方面得到升华”。这样看来，所谓“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从本质上来看只是“文”、“道”之争的升级换代版是在新形势下的产物。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争论，可说至今没有结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近通过的《语文课程标准》则是采取了一种折中调和的态度：“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同时，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和谐发展。”这一“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正确”结论，实际上仍然没有明确解决语文教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在这旷日持久的争论中，语文教育在两者的夹缝中艰难地进行着。

课程性质不明确，教学目标不明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看着语文课年复一年地在原地兜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