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言到白话的四个阶段

这一次的挑战发生在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从历史上世界之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老大帝国积累千百年的弊病一下子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可一世的东方巨人在西方列强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惊醒了，在自强、救国的呼声中他们再一次把头转向了古代，但这一次，经典在他们眼里不再是荣耀和榜样，而是罪恶的渊薮、落后的根源。传统的一切，一切的传统都遭到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政治体制、道德伦常、文化艺术、语言文字都在打倒之列，文言文更不能幸免。尤其在进入20世纪之后，只要涉及到文言、汉字乃至汉语存废的讨论，尽管面临的可能不止一种的选择，但每每都是态度最激烈的一派占据上风，成为了主流意见。从文言到白话其实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反对八股文从而动摇了文言文的权威。本来，八股文只代表文言中最程式化的一极，是为考试而设计的文体，其僵化之形式，即使在科举考试如日中天之时，也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如吴敬梓等人的不满。但由于它是旧时读书人唯一的进身之阶，其影响不容忽视。鸦片战争后西学输入，暴露了其两大不足，一不利于人才培养，二无法容纳新名词、新概念，因而成为新学的第一个攻击目标。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自学者骛虚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无用之地……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马建忠编写《马氏文通》也是想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以省下几年时间，来从事格致等学。到1905年，随着科举考试的废止，八股文也寿终正寝。

第二阶段是正统文言与新文体之争。19世纪末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文言文无法适应大众宣传的缺点又暴露了出来。梁启超率先改革旧文体，创造了一种文中掺白、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但极富煽动性、感染力的新文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时，就面临着“汉以前字法句法”和“近世利俗文字”二者的选择，由于文言文在当时还是公认的书面共同语，在“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后，严复还是采用了文言。但很快遇到了“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的困难，因而新文体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阶段就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是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正面交锋。其时各种意见蜂出，从最“左”到最“右”，依次站立着钱玄同、陈独秀、鲁迅、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林纾等人，从主张取消汉语，到打倒文言，到改良文言，到文白两存，到维护文言，各种主张都有。两端之外，蔡元培、周作人乃至刘复、胡适的意见本来都还是比较温和的，如蔡元培认为，“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但是历史却选择了最激进的钱、陈的意见，于是，文言文被彻底否定。

第四个阶段是白话文与大众语之争。这一次把矛头对准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主将是瞿秋白。由于“五四”白话文的利器是外国语和翻译，因此翻译腔严重，欧化盛行，瞿秋白斥之为“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半文不白的新文言”，他主张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文”，其标准就是“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因此他坚决反对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周扬说得更明白：“文学大众化首先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在这里，‘文字’就成了先决问题。‘之乎者也’的文言，‘五四’式白话，都不是劳苦大众所看得懂的，因为前者是封建的残骸，后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专利。”鲁迅尖锐地提出这里面恐怕有“迎合大众”的问题。总之，中国的书面语到了此时，已走上了鲁迅所批评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的方向。经过解放区文学，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大潮的冲击及理论界的“解构”，变得越来越迎合世俗，终于到了今天这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