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说不尽的忧思

自五四时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全国通用的书面语形式以来，现代汉语的确立已近百年。现代汉语被定义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也就是普通话，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从定义来看，现代汉语包括了口语和书面语形式，但普通话的名称却容易把它往口语上靠。在本书序言中我们指出，从普通话的角度看，汉语的危机似乎并不突出，而从汉语书面语的角度看，问题却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现代汉语的确立是一百年以前的事情，然后一百年以后的21世纪，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大声疾呼汉语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逼近，这不是咄咄怪事吗？1998年，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丽编写的《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此后越来越多以“忧思录”为题的文章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新诗教学忧思录》、《阅读教学忧思录》、《小学语文忧思录》、《语文忧思录》等等，而以语文教育现存的弊病和语文教学改革为题的学术文章更是不胜枚举。2005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朱竞编写的《汉语的危机》一书，更是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甚至有学者提出要打一场“汉语保卫战”来保卫我们自己的语言。台湾作家白先勇在总结现代汉语的命运时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汉语的危机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现代汉语的危机首先体现在中国人汉语水平的下降。

新中国成立以来，搞建设需要大量的理工科人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重理轻文的传统。国家针对自然科学的奖项、基金、科研经费项目巨大，而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却面临着经费紧张的困境。理工科的专家学者可以参加评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而文科院士却千呼万唤不出来。中国教育界长期以来也存在着“重理轻文”的倾向，语文学习日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中。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数、理、化上（近些年外语受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花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更多），语文课成了主干课程中最不受重视的课程。高中阶段文理分科时，理科差的学生才去学文科。文科生参加高考时，可报考的学校、专业和理科生相比，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现在中小学生请家教，补英语、补数学、补物理、补化学，但很少有人补习语文。繁忙的学业使得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非常之少。即使有空余时间，面对今天形式多样的娱乐方式，又有多少学生会选择读一本小说或诗集呢？

重理轻文的传统和语文学习不受重视带来的后果就是语文水平的下降。2005年，复旦大学举行汉语言文字大赛，主要考查汉语言的基本知识，包括汉字的结构、多音字的读音、成语解释等，夺得第一名的竟然是一支留学生队，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傅杰教授说：“正如古话说的，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不少中国学生并不领会母语的优美，对母语的研究少之又少，倒是留学生更愿意花时间研究中国文字背后的文化现象。”2005年12月的《环球时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翻译资格考试中，有一道汉译英题，要求翻译“富贵不能淫”。有人将这句话译成了“Be rich，but not sexy（富贵，但不能性感）”。又是2005年，上海举行了一项翻译大赛，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由于缺乏上乘的译文，大赛一等奖空缺。而二等奖则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其原因不仅在于他突出的英文水平，更在于他“流畅、优美的中文表达”。相形之下，国内选手提交的相当多的作品言不达意，而用词不精当、标点符号误用等小错误更比比皆是。

2004年11月，《重庆晚报·今天周刊》主任张卫组织了两整版的深度报道，批判目前大学生汉语水平下降，言辞激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据张卫反映，他所在的部门每年都有很多大三、大四的学生前来实习。这些学生都是中文系或新闻系出身的，有些还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但他们的语文水平非常差，写出的报道文辞不通，内容空洞，语言乏味。国内也时常有反映中国人语文水平下降的报道见诸报端：如大学生，甚至是硕士生、博士生，写出的论文文理不通，错别字连篇，让人不忍卒读。甚至像赵忠祥、余秋雨等文化名人的作品也是纰漏不断。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一书有400多处表达错误、成语典故乱用和语法问题，让人吃惊。语言学者金文明则专门为余秋雨写了本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挑错书，为他的文章挑出一百多处错误。这些文化名人平时定然十分注重自己语言文化的修养，他们的作品都是国家正规出版机构发行的图书，除了作者本人还经过了编辑校对，付印之后仍然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不禁让人扼腕。

语文水平的下降还体现在语言表达和语汇的贫乏上，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说出的话、写出的文字平淡苍白，毫无生气。这其中原因很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终止了传统的文言教育模式，转而实行以白话文为主体的“现代语文教育”，文言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在语文教学中的分量也越来越小。汉语的文白之别，事实上还代表着语言的“精粗”之别，“雅俗”之别。人们接触的文言文越来越少，语言也越来越“白”、越来越俗，失去了古雅、凝练的文风。200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载文说，现在中国人使用“美轮美奂”、“勾心斗角”、“空穴来风”、“七月流火”这样的成语，大多都不甚了解其背后的典故，而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随意造句。今后的年轻人可能也不再会用“恻隐之心”，不懂“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只会说“我看你可怜”、“老子跟你拼了”、“我要和你结婚”。

现代汉语的危机还突出地体现在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上。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历朝历代都涌现出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白话小说等等，流传千古，泽被后世。然而，在现代汉语的历史上，除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涌现出了一批深受汉语文言传统影响的大师外，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完全在白话文占主体的语文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没有一人产生了如同鲁迅、老舍那般广泛的影响，没有一部作品可以称为真正有分量的经典之作。阅读近百年来的作品，在语言的使用上无一能超越唐诗宋词；在散文、杂文的创作上，仍没有一篇像《岳阳楼记》、《阿房宫赋》、《滕王阁序》那样文字洗练、辞藻华美的佳作。当代的作品可能有思想、有感悟，但却很难再把读者带进由优美的语言和文字所创造的精彩世界中。

有人说，当代中国是个缺少大师的时代。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上群星璀璨，如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钱钟书等，光华四射，文采灼灼。他们的创作成为现代汉语的典范之作，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坛顿失光彩，环顾四周，很难再找出一位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师来。透过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鲜明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些许原因。20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大师们都精通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文笔纯粹、凝练、典雅、古朴，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表情达意，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而20世纪下半叶的作家们大多是在解放后接受的教育，传统的文言教育已经取消。失去了文言文的滋养，我们笔下的文字也会相应地缺少些典雅的美感。

中国曾被称作诗的国度，诗歌创作的传统从《诗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时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但是，五四运动以后，不仅汉语受到了西方语言的影响，连文学创作的理念和形式都受到了西方文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影响，引进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如话剧、小说等，也包括新诗。但现代新诗人们大多放弃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转而模仿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进行创作。对于这一转变，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曾任欧洲汉学协会主席的马悦然在对《环球时报》的一次访谈中评价道：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创作的诗歌，字是中国字，却已经没有中国味了，看起来就像法文诗或英文诗；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朦胧诗人；虽说五四时期的中国诗人对中国古代文学有爱有憎，但还是有感情的；但80年代的诗人大多对中国古代文学甚至五四时期的作品都没有兴趣，创作的诗歌也让人感到非常迷惑。比如，马悦然提到诗人顾城曾寄给他一本诗集，他读了40遍还是没弄懂顾城要说什么。其中有首马悦然认为毫无意义的诗，诗名叫《男》，只有三行：“苹果/布/食”。目前，中国的白话诗还没有创造出同古典诗歌一样优秀的作品，也没有像李白、杜甫那样公认的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的诗人，甚至没有一两首像“床前明月光”那样的人们能够脱口背出的好诗。这对诗的国度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

失去了文言的滋润，现代文学作家们义无反顾地转向西方。在和西方语言文字接触的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欧化的语言腔调，结果是汉语出现了大量欧化的语言现象，其固有的特点变得不鲜明、不突出了。作家余华说，他现在越来越不信任一般的译著，而只信任为数不多的几个翻译家的作品，因为读多了欧化的译作，会使自己丧失对母语表达的敏感。遗憾的是，很多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汉语欧化问题的存在。那些欧化的鼓吹者们，是否曾想到过今天这样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