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正在消逝的风景线
中国是一个多语种、多方言的人口大国，不同民族和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口头交际困难，需要推广和普及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就把推广普通话列入政府工作日程。事实证明，推广普通话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工程。2001年，国家颁布实施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普通话及其书写作为“全国通用语言”写入了法律。2004年12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能使用普通话人口的比例，全国为53.06%，城镇为66.03%，农村为45.06%。这样的现状与我国的目标—2010年达到75%的人在公共场所使用普通话，2050年基本普及普通话，即95%的人在公共场所使用普通话—尚有很大距离，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方面，推普工作任务繁重，广大推普工作者（他们是中国从事实际语言工作中的最辛苦的一群）孜孜工作的精神令人钦佩。另一方面，令人尴尬的是，推普的结果在客观上正在出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情况：方言的萎缩和消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跨地区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人口流动不断增加，人们使用普通话来进行交际越来越自觉，越来越习惯。不知不觉间，方言越来越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连以前一些曾经针插不进的方言王国如广东、福建，现在普通话也畅行无阻，年轻人更是在学校、社会甚至家庭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自觉选择从小不说家乡话。方言的萎缩已成为事实。
方言的萎缩最典型地表现在小孩子不会说家乡话。上海人、杭州人、苏州人、宁波人都有这种感觉。一次全国性的少儿英语比赛中，一位少年选手的英语十分流畅，评委看来很有好感，问她是哪里人，选手说是上海人，评委就请她用家乡话向观众问声好，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的人都以为这是送分的题目。不料小选手又是英语、又是普通话说了一大串，就是没有用家乡话问好。可是评委不依不饶，又重提了这个问题。这个孩子只好承认她不会说上海话。据说，上海滑稽剧团、上海沪剧院招收了上海土生土长的新演员后，首先要进行上海话的正音培训，因为现在年轻人的上海话发音普遍不准确。据上海方言研究专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统计，上海话中有很多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已消失不再用了。上海的年轻人之间讲话，即使是上海话，也会夹有大量的普通话词汇。如果在公交车上有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口吐“邪气”、“交关”等上海土语，定会引得周围的人侧目而视，认为不正常。类似上海话的这种状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浙江金华市曾经做过一个金华方言的调查，在6岁到14岁孩子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普通话，但52.03%的人完全不会说金华方言，能用金华方言较好交流的仅占22.65%。
方言萎缩的另一个表现是地方戏曲的萎缩。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基础，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依托的。以方言为基础的声腔特性是各类地方戏艺术风格的立身之本，各类地方戏都是在一定方言基础上字腔关系多年调谐磨合的产物。“唱念做打”是各种地方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而其中“唱”和“念”更是集中体现地方戏特色的精髓所在。“念”是方言的音韵，“唱”是便于方言音韵表情达意的声腔体系。在许多地方戏的演出中，听不懂方言就不能感受到演剧的趣味和魅力，也难以捕捉到其声腔中包蕴的微妙情感。2005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戏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的统计数据正式对外公布，结果显示我国传统戏曲艺术在许多省份正以每年至少消失一种的速度锐减。如有“戏曲之乡”美誉的河南省，原有地方戏曲剧种约65个，目前仅剩30余个剧种，除豫剧、曲剧和越调仍广泛流传外，其余30多个剧种已濒临灭绝。辽宁现存的四种地方戏也面临着种种问题：海城喇叭戏目前专业演员不足5人，而且没有专业的演出团体；我国唯一的蒙古民族戏曲剧种阜新蒙古剧，剧团已经解散，演员也越来越少，而且都是在业余状态下进行演出；辽剧剧团仅有两家，并且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唯一火爆的二人转，随着赵本山的走红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如今的二人转却失去了以往的味道，变成了综合性的晚会演出，专家担心这对二人转的发展未必是件好事。沪剧、昆曲、评弹、上海滑稽戏原来是在江浙一带广为盛行的地方曲剧，也正在逐渐丧失其文化地位，甚至与年轻一代“绝缘”。
面对地方戏的困境，有些剧种做出了一些革新。比如闽剧推出了普通话版本，演员的唱腔念白改成普通话，以期能适合不懂福州话的观众，扩大观众面。对于闽剧的“变脸”，有些专家持谨慎的态度。福建省艺术研究所戏剧创作研究室主任林瑞武表示，闽剧的音乐声腔等都是建立在方言的基础上，其文化内涵和戏曲的韵味也包含在其中。闽剧相对于别的剧种，在表演上的特色不是很突出，真正的特点表现在方言和音乐上。另外，福州话有八声，普通话只有四声，闽剧不能单纯地用普通话来取代。如果改成普通话，将大大减少闽剧自身的特色。部分老戏迷也感到这样的改变有些难以接受，认为闽剧不用方言，就和京剧差不多了。
面对着方言快速流失的情况，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保护对策。但我国目前保护方言的办法，只是组织人力进行调查研究，采用录音、记录的方法保留下来，送进资料室和博物馆。这样把活生生的语言变成了自然博物馆里的标本，到底能起多少作用是大可怀疑的。在这种条件下，方言的消亡几乎是不可逆的，而一旦某个方言消失了，就再也无法恢复了。
推普工作和保护方言有时似乎处在尴尬的矛盾之中。有时方言的使用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例如在上海，有人指出，上海话的使用环境受到诸多的限制：上海方言文章不能上报纸杂志，一个时期内还曾停止上海话的广播，不准发行上海话歌曲磁带，不准播放讲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不准演出方言话剧。上海话只能用在几乎没有文化层次的吃饭、睡觉之类日常生活的狭小范围内，使用的范围越来越窄。其他方言的情况大概也相去不远。而如果不加控制地鼓励方言的使用，又似乎与推普的大政有违。
近几年，国家似乎放宽了对方言使用的限制，结果一夜之间方言节目突然走红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可以听到风趣、生动、亲切、活泼的方言土话。据2006年4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四川省会成都的《阿聪读报》、《吃在成都》等四川方言节目已占到节目总量的2.5%；宁波方言新闻节目《来发讲啥西》自2005年2月1日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已成为当地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广东电视台属下有广东卫视、珠江频道、体育频道、公共频道四个台，除广东卫视属于普通话频道外，其余都是粤语频道，广州电视台的粤语新闻，平均收视率达到9%或10%，而普通话新闻最高收视率只有1.6%。
除了电台、电视台的新闻综艺节目，方言电视剧或加入大量方言成分的电视剧也红红火火。几年前沪语版的《孽债》、四川话版的《傻儿师长》、陕西话版的《12·1大案》和东北话版的《东北一家人》都在当地深入人心。2006年火爆央视的《武林外传》适时运用方言，广受观众欢迎。有人买断了《猫和老鼠》各地方言版的版权，制作了包括普通话版和陕西话、河南话、上海话、天津话等在内的5个方言版本，各方言版本的销售业绩都好于普通话版本。
受到全国观众喜爱的喜剧、小品中，也大多融入了浓厚的方言色彩。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方言小品在全国，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赵本山的小品连年当选春节联欢晚会“观众最喜爱的节目”。另外，赵丽蓉的唐山话、郭达的陕西话、大兵的湖南腔、严顺开的上海话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方言版的网络产品也受到广大网民的追捧。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红极一时，方言版的搞笑手机彩铃、flash也常在点击率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一篇文章提到，《十面埋伏》刚刚播映，“《十面埋伏》之飞刀门东北话版”就上了手机彩铃排行榜：“大侠你好，欢迎致电飞刀门，找帮主请按1，找章小妹请按2，找金捕头请按3，找刘捕头请按4，谩骂编剧及导演请按5。”
但在热热闹闹的方言节目背后，是汉语方言逐渐衰落、流失的事实。活跃在小品中的方言其搞笑成分多于交际功能。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曼均指出，方言节目当前其实更多的是“市井化的调味品”，以其离谱和另类、平民化和娱乐性、搞笑与原生态，借助现代传媒“复兴”。当前的方言热只是表象，方言成为搞笑的工具，实际上正表明了方言的衰落。
事实上，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是不容完全割裂开来的，方言为普通话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至今，普通话还在不断地从方言中吸收各种词汇，使其表达更加丰富生动。比如来自北京方言的“抠门儿”、“哥们儿”、“盖帽儿”，来自吴方言的“尴尬”、“噱头”，来自粤语的“埋单”、“打的”，来自东北话的“忽悠”、“猫腻”儿等等。汉语方言还滋养了一大批中国现当代作家。倘若老舍离开了北京话，贾平凹脱离了陕西话，王安忆没有了上海话，他们作品还会那么引人入胜吗？胡适曾不无遗憾地说：“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近些年涌现出了一大批加入了方言成分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丑行或浪漫》、阎连科的《受活》受到关注。电影《没事偷着乐》（全剧天津话）和《手机》（加入大量的四川话和河南话）广受欢迎。北京人艺的陕西方言话剧《白鹿原》在京城取得空前的成功。大多数受一方水土滋养的文艺创作者，其文学或文化作品都摆脱不掉方言的影子。方言是汉语宝贵的语言资源，失去了方言滋养的普通话，将会失去其生动鲜活的神韵。如何使方言和普通话并存共荣，共同发展，是个摆在全国人民和语言学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原载于广州时报，引自新华网。
去年在应邀参加一档电台节目时，我曾提出，生活在国际大都市的21世纪的上海人要学会说三种话：第一是上海话，这是他的母语；第二是普通话，这是他的国语；第三是英语，这是当今的国际通用语。但真要做到这一点，可说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