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中国特色
语言之间是共性大于个性，还是个性大于共性？这是一个引起人们无数争议的话题。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两则流传颇广的小故事。
第一则故事讲的是：清末慈禧太后得到了一把很贵重的扇子，非常高兴，于是下旨传来一位书法家，要他将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题写在扇面上。《凉州词》共四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书法家看了看扇面，略一沉思，运足了气力，一挥而就。内侍立即把写好的扇面送到慈禧面前，请太后御览。慈禧看着写好的扇面，不由得勃然大怒，狠劲拍了一下面前的案几，说道：“大胆，你敢欺我没有学识，来呀，把这个人拉出去斩了。”一时，在场的人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书法家挣脱了围上来的内侍，跪在慈禧面前，也不管她愿意与否，抢过扇面迅速看了看。这一看，冷汗从全身每个毛孔钻了出来，从里凉到了外。原来，他在书写《凉州词》时，竟漏掉了一个“间”字，这下可犯了欺君之罪。他急中生智，忙解释道：“老佛爷息怒，臣不是照抄王之涣的《凉州词》诗，而是用《凉州词》诗意填写了一首新词。”并当场重新断句，读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听后，觉得有新意，转怒为喜，忙赐银子给书法家压惊。
一字之差，两段文字不同的断句，却仍词义通达，意境优美。这样的事，恐怕也只能发生在汉语这样以字为基本单位，通过意义组句的语言中。
和这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个突出汉语特征的例子是我们常在茶壶上看到的五个字：可以清心也。这五个字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开始念：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句句通顺上口。这虽然是一种文字游戏，但也充分体现了汉语不依赖形式变化，靠意义通达来组句的特点。
可以清心也
第二则故事讲的是：明朝有个叫解缙的神童，七八岁便能吟诗作对。一年岁首，知府大人去各地巡视，听说县里有一个神童，便要召见。知府见了解缙，看见他棉裤上破了好几个洞，便笑说：“小孩子两腿木耳。”解缙抬头看见知府的脸上长满粉刺，便回了知府一句：“老大人一脸花椒。”知府脸红了，心想这孩子真厉害。知府又见解缙穿着一件绿棉袄，便又说：“出水蛤蟆穿绿袄。”解缙见知府穿了一件红袍子，便回了一句：“落汤螃蟹披红袍。”知府又问：“你家里何以维持生计？”解缙回答：“严父肩挑日月，慈母手转乾坤。”原来，解缙家里是卖豆腐的，父亲每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母亲则整日在家推磨磨浆。
上面这则故事里，神童解缙用一个个妙对，巧妙地回答了知府的问话。对对子也许是最能体现汉语特点的一种语文练习方式，也是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启蒙教学内容。对对子要求上下两联形式对称，内容相关，文字精练，节奏鲜明。在对对子的过程中，意义和音韵共同作用，形成富有汉语特色的对仗形式。
上面的这两则小故事，不知能否翻译成某种西方语言；或者勉强翻译，不知还能保留几分韵味在其中。汉语和西方的印欧语，差距岂在咫尺。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意义和韵律在汉语语法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原因，使汉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编码机制和组织规律，成为一门有特色的语言。
既然汉语是有特色的语言，那么，研究汉语的语言学当然也应该有中国特色。在国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也提出口号，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语言学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的呼声也不断高涨。节于今在《建设创新型语言学》一文中提出，“创新型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并把“中国特色”归因为“语种所带来的特色，传统所带来的特色，时代所带来的特色，理论所带来的特色”。邢福义先生在一次题为《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的讲座中也提出，“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提倡、探求和凸显中国语学的特色”。
提倡建设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这一说法，也在学界引起了争议，有的学者提出，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不应该提倡什么中国特色。陆俭明先生就曾指出，“在科学领域内，至少在语言学领域内提什么‘有中国特色的××学’并不利于汉语研究的深入发展。语言学同其他科学一样，并无国界。”徐烈炯先生也说，“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如果还要提倡‘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21世纪就会落后于别人。”
主张语言学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学者所持的理由是—科学无国界。我们认为，各学科有其不同的学科属性，有的是自然科学，有的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有些是这两者或三者的交叉。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学科，其超越文化和社会因素的自然科学属性非常强，自然没有中国特色一说。而一旦某一学科涉及人文和社会的因素，与某一文化和社会相关联，就会产生所谓的“特色”问题。比如说，建筑学虽然属于工科，但因为对建筑的审美是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主观活动，说有一门“中国特色的建筑学”恐怕也不为过。数学虽然是一门比较纯粹的自然科学，但是交叉学科“数学史”因为涉及历史这一社会人文因素，就可以有“中国特色”的数学史研究。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虽然从19世纪开始引进了大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也无法改变其人文科学的本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具体研究的层面，很难脱离具体语言、具体社会、具体文化来空谈普遍适用的理论。作为人文科学的语言学研究，如果要立足汉语事实、结合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则当然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研究。
反对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吸收和借鉴了大量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在语言研究和语言学这一学科的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哪一条是“××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呢？的确，中国的语言研究吸收和借鉴了大量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而这些理论也的确无一被冠以“××特色”之名，都是被我们看作是“普适”的语言学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汉语研究的。但这些理论绝大多数都是以印欧语为研究对象，是从印欧语的语言事实出发归纳和演绎出来的。它们没有“××特色”之名，但这一点儿也不能说明它们没有“××特色”之实。事实上，大多数被我们当作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理论，只能称为“英语特色”的语言学理论、“法语特色”的语言学理论，或者是“印欧语特色”的语言学理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汉语研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一个世纪，却连词类的划分、句子成分的划分（如主语宾语问题）、单句复句的划分这些印欧语中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们认为，真正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毫无疑问是无国界的。只是，这样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跨越社会、文化的界限，只能是些非常抽象的、层次非常高的原则。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之下，则应该是建立在对某种或某些具体语言文化研究基础上的“××特色”语言学。评判某种语言学理论是不是普通语言学理论，不能仅以其名称来判断，而是要依据这一理论到底能在多大范围内解释语言事实。即使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普遍语法（且不说它是否能透彻地解释英语的语言现象），虽以普遍二字冠名，但如果解释不了汉语的语言现象，也只能是“××特色”的语言学理论。
中国语言学界的中国特色之争，其实质就是，汉语的研究应该以语言的共性特征为基础，还是应该以汉语本身的特点为基础。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家在对待“共性”问题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希望以“个性”掩盖“共性”；另一种是为了解决汉语的问题，不怕打破西方体系的坛坛罐罐。徐通锵先生在总结“九五”期间语言研究的情况时也说：
“九五”期间的论争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以语言共性的研究为基础实现“结合”的学者，其意见可以概括为“急起直追”或吕叔湘先生所说的“跟着转”，根据西方的语言理论来解决汉语研究中的问题，甚至概念、术语也不必另立炉灶，可以照用不误。主张以汉语特点的研究为基础实现“结合”的学者，其意见可以概括为“迎头赶上”。什么是“头”？就是汉语的特点；关于“特点”的认识，见仁见智，不易统一，因而不要在“什么是特点”的概念上兜圈子，可以从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矛盾入手去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建立新的语言理论。
汉语是与西方语言迥然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编码机制和语言生成原理。汉语研究在西方语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一个多世纪，至今还没有找到适合描写汉语语法的科学框架，语言事实和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现象说明，以语言的共性为立足点完全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不敢越雷池半步，脱离了汉语自己的研究传统是无法真正解决汉语研究问题的。中国的语言学者应该立足于汉语的语言事实，以汉语特点的研究为基础去吸收西方语言学中对我们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同时，只有以汉语为参照，不断发掘汉语的特点，我们才能看清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有哪些不足，才能不断充实和完善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为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作出汉语独特的贡献。
综上所言，中国特色就是“汉语特色”，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主张汉语特色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理直气壮地反对那种借“普通语言学”之名、行“美国特色”或“英语特色”的“中国语言学”之实的研究。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所醒悟，中国语言学就永远没有自立的一天。
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就是尊重汉语事实，立足于发掘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界首先应该认清语言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统一认识。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做到以下几点：
1.正确对待西方语言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尤其对一些关系到语言文字本质等重大问题的外来理论，要十分慎重地甄别其对汉语汉字的适用性。
2.正确对待中国语文和中国语文研究传统的继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根植于汉语汉字，是适合我们的语言和文字特性的。我们要合理继承，充分发扬。
3.认真开展语言哲学和汉语哲学的研究，从哲学的高度上重点解决语言与文化、书语和口语、语音和文字、文言和白话、语法和文法这几大关键问题。
4.开展对比语言学研究，在西方语言的观照之下，认真发掘真正的汉语特点。
在本章以下的几节中，我们将对这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