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人文淡化

科学与科学主义不同。科学是一种精神，而科学主义是一种态度。前者是值得提倡的，而后者在我们看来却是一个贬义词。科学主义往往将自然科学看成唯一的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看成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科学的方法。

科学主义起源于17世纪，笛卡儿、培根等人都是其倡导者。工业革命以其迅速增加的物质财富和高额的商业利润开始确证了科学知识的神奇力量。广大民众对于科技促使人类最终进步并造福人类这种神话深信不疑，科学技术万能的思想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正确思想。19、20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与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成熟促成了科学主义概念的成熟。20世纪40、50年代，核能的利用、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科技的巨大应用价值，因而借着科学的名义传播的思潮很容易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科学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一些人公开提出不仅自然科学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才能获得成功。

在中国，科学主义的思潮起源于五四时期，五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中的赛先生指的就是科学。陈独秀对科学作的解释是，“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可见他所说的科学其实就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方法。科学主义输入，对我们这个以“仁义道德”的人文精神为传统价值体系的国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科学主义者们几乎带领着全社会，相当彻底地排除了人文主义的干扰，一心一意走科学主义大道，使得科学主义思潮对其后我国的社会发展、教育理念、个人心智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以学校教育为例，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注重人格培养，实现“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的人无不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国历史上一直不乏这样的人，直至五四知识分子自身，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也大都具有这种使命感。说到底，五四运动就是这么一批有着强烈爱国热忱、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但五四以后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受技术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工具主义和唯技术主义的口号影响，带上了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主义背景。解放以后，提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今天“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目标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像古代强调培养高尚健全人格的教育思想已被忽视甚至淡忘。在这样的体制下，技术至上、功用至上，因而很自然地形成了“重理轻文”的教育格局和教育理念。据统计，1949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占33.1%，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文科类学生所占比例下降为14.9%，1962年更降到6.8%，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成了学生们的自然选择。而到了今天，数理化又被英语、电脑所取代，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功利主义，越来越实用主义。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越来越淡薄。

其实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已经开始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探求人文精神、艺术、哲学、宗教信仰的全面回归。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信，使人们避免了被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科学技术万能的思潮所奴役的危险。1979年美国后现代的哲学大师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出版以后，科学主义更加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越加发现，没有信仰、心灵的约束，而只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人类的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在中国，科学技术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科学崇拜成了我们的时代通病，这是现代任何西方国家的国民所无法想象的。以我国的语言研究为例，20世纪以来，以美国描写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为代表，语言研究越来越向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一些有影响的语言学大师无一不在致力于使语言学数学化、形式化。受其影响，我国的汉语研究也逐步走上了形式主义之路并且愈演愈烈。申小龙指出：“人的语言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的共同性。它依附于社会而存在，依附于社会而发展，具有人文—社会的属性。社会性或者说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语言学界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的汉语语言学来说是一种畸形发展。”科学精神的要素之一就是分析，分析要求有“绝对精确”的概念界定，正因为如此，才总是力求把一切说得最清楚；就语法研究来说，第一个要求就是将语言中的语素、词、短语、句子进行划分，但汉语这种重意合的语言却无法在各级单位间划定明确的界限，科学的划分方法在汉语这里出现了纰漏。但研究者们仍然坚信科学的方法，甚至还有雄心大志要建立一套规则来包容汉语的所有语言事实。这种脱离人文性与汉语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文科学遭受了空前的危机。我们的语言研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但其指导实践的功能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衰弱。中文遭受的危机与语言理论研究的无能和脆弱怎么无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