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敲完最后一个键，舒了一口长气：书稿终于写完了。但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白先勇的话“百年中文，内忧外患”还在我的耳边回响。中文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安之若素？为什么有人不但感觉不到，还不许人家有这种感觉？“内忧”与“外患”相比，“内忧”应是主要的。“外患”，莫过于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和台湾地区推行的殖民教育，但这没有伤及汉语和中文的筋骨。日本人狂轰东方图书馆、滥炸南开大学，也没有炸掉中国文化的底气，反而更加激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意志。而一次五四运动，一次“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精神文化、民族精神的伤害却至今没法痊愈，随着改革开放后与新的、“文”的“外患”（英语和西方文化的入侵）相结合而变得越来越难以抵御。如果说这是一种文化“堕落”，许多人似乎还在享受这种“堕落”。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文向何处去？真的成了一个令人愁肠百结的问题。

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回想起三十年以前，情况恐怕比现在还要糟得多。那时的中国刚从“文革”中脱身而出，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那时的中国人所忧虑的还是生存问题，是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问题。但曾几何时，中国成了世界的工场，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三，嫦娥飞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中国人既有能力完成经济上、科技上的这些奇迹，也必定有能力创造出精神上的奇迹来吧？历史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也是几起几伏，但每一次，都会如凤凰涅，重新得到新生！这也是我们对21世纪中文的最大期望。

这部书稿从接受约稿到完成，前后大约只有几个月，可算是一部“急就章”，然而就其内容而言，这又是我长期思索的结果。

本书内容的最早思考，开始于八年前我在澳大利亚撰写《汉语研究：世纪末的思考》的时候，那时也觉得胸中有一股愤懑之气，不吐不快，结果一写就写了近四万字。感谢《语言研究》的前主编汪平先生，居然破例在2000年第1期花了该期杂志几乎一半的版面全文登载了此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反响，当然不少是反对意见。但我仍然没有停止我的思考。去年以来，我在一些地方作了不少关于语言学发展方向的演讲，诸如“哲学语言学的历史使命”、“外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关于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方向”等。年底我收到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陈燕教授来信，邀我参加该校将于今年5月召开的“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2007论坛”，论坛的主题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为这个论坛专门准备了一篇论文：《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在哪里？》这也就是本书核心内容的最早一个大纲。

今年年初，辽宁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危机下的中文》，由于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可说正中下怀，因此当即愉快地答应了；随后我将《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在哪里？》一文寄了过去，获得了出版社的首肯，事情就定下来了。

由于出版社希望今年就能出书，时间很紧，因而在写作过程中请学生帮我做了一部分材料收集工作，主要是从网上下载有关的言论和例子。参加这一工作的有以下几位：赵宏（华东理工大学）、荆素蓉（山西大学）、管春林（浙江财经学院）、王洋（新疆师范大学）、朱一凡（上海交通大学）、冯智强（华东师范大学）。其中插图主要是赵宏找的。谨在此对他们的辛劳表示感谢，对于所引材料的原作者也在这里表示感谢。

潘文国

2007年11月2日于上海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