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危机的麻木不仁
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文津讲坛”上，国图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对汉语的现状表示忧虑，他在题为“汉字的再认识”的讲座中指出：“现在的在校大学生没有英文字典的很少，有些人甚至有几本英文字典，有汉语字典的却屈指可数。由于不重视母语，年轻人的汉语水平令人担忧，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藏的论文中存在标点符号错误的不在少数。”任继愈先生认为汉语的危机不在外国而在中国，不在别人而在自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谢冕教授说：“当前汉语的境况实在令人担忧……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一步步地走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
今天大学生的求职简历中病句成堆；大量莫名其妙的广告词被广为传颂；错别字堂而皇之地出没于报刊电视；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文章被年轻人群起模仿，这些看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影响，人们似乎也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真的有一天，一个小小方块字里蕴含的精微、美妙、温柔、恬静、刚猛、睿智全部被抹杀，我们是否依旧麻木不仁、岿然不动？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曾经形象地把汉字比作典雅的贵夫人，而这个“贵夫人”现在似乎已经不再为多数人所欣赏和喜爱。前文已对中文危机作了比较全面的勾勒，这里不妨对这危机背后隐藏的东西再作简单申述：
第一，中文危机潜藏的是民族文明的危机。语言是人类精神的家园，一个民族表达方式的日益粗鄙化，以及公众对汉语优雅品质的普遍漠视，这都反映出当代中国人与自身文明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断裂。“中文危机”不仅仅是语文本身的危机，它的背后暴露出的其实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危机。前文曾举到有人将“富贵不能淫”这句话译成“Be rich，but not sexy（富贵但不能性感）”。还有人把《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译成“Sinc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beings，sex is always good（人之初，性爱本善）”。现在中文和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与欢迎，一些学外语的朋友也跃跃欲试，想从事将中国文化译成外语的工作。但如果因为语文水平的下降，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竟连以前儿童都知道的东西都看不懂，那除了误己误人还能有什么呢？与此相关的还有书刊文字水平的下降。有人说，“文革”以后出版的书差错率越来越高，近年更到了无错不成书的地步。一些“文革”前后都出版过的书，特别是古籍，人们宁肯看发黄的老书，也不愿看装帧漂亮的新版，因为在华丽的外装下掩盖的可能是可怕的出错率。报刊也是同样。据《人民网》刊登，2007年年初，中国逻辑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编辑学会等8家单位发起了“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结果显示，“以2006年7月14日出版的4份中央级报纸和24份省市级报纸的1～8版正文为例，共挑出逻辑和语言应用方面的病例1289个，平均每份报纸46个，每版5.8个。有一份报纸的差错竟高达184个，平均每版23个。”我国《报纸质量管理标准实施细则（试行）》中明确规定：“报纸文字校对要求严格准确，无明显差错。每期报纸文字差错率不得高于万分之三。”照此规定，被抽查这些报纸，就其平均错误率而言，全部不符合规定。书刊等出版物是一个国家对外公开的面孔，它的水平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的知识形象。很难想象，一个出版物上满是错误的国家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第二，中文危机正在危及社会。中文地位的低落，社会用语的混乱，教育者的无奈，研究者的失语，主政者的束手无策，正在使我们的语言丧失辨别文章美丑、对错的标准。如果我们的语言尽显的是低俗与伪善，那么语言危机将会直接冲击人们的心理进而变异为信仰危机、道德失衡，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将比单纯的语言危机更为可怕。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些前文未提及的触目惊心的例子。一种是街头巷尾的标语，有人称作是“有中国特色的标语口号”。最多的是宣传计划生育的：“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又如一条普及义务教育的标语：“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一条动物园的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某地区一条警示注意交通安全的标语：“请谨慎驾驶！此地无医院，打110也没用！”山东某一监狱的标语：“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上述标语看过之后除了让人啼笑皆非之外，冷静下来思考会发现，一些用词表达的不当，不但没有起到标语的警示、宣传作用，反倒让人对于一些标语缺乏人文关怀、语气的咄咄逼人而心生厌恶之感，甚至有人评价这样的标语时用到了“够狠”一词。上述的举例，只是我们当今街头巷尾语言中的一小部分，类似这样的表达可谓比比皆是，一些语言表达不要说精心雕琢，即使平实叙述也让人触目惊心。在铁路旁看到的：“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一条宣传归还农业贷款的标语为“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某地公路边：“光纤没铜，偷也没用！”某地公安局：“民警提示：一日行窃，终身是贼。”还有：“毁林一行，先死他娘”“谁跟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就是与某地人民过不去。”另一种是一些中学风行的“另类作文”。受了电影电视“戏说”、“胡编”、“恶搞”的影响，一些学生的作文也以消解严肃题材为乐，如认为朱自清《背影》中的老父亲是因为懒得走路才从铁轨爬过去，还被“红袖章”抓住罚了钱；鲁迅《一件小事》中的车夫是垂涎过路女子的姿色，才特意把她拉倒的……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文章表达却受到当今一些中学生的追捧。毫无疑问，对于追求新鲜、喜好意外的学生们来说，“另类作文”无疑是好读、好玩的文章，但这种用低俗来消解崇高、将美好异化成恶意、把真实想象成伪装的言辞，是语言文字背后道德沦丧的折射，确实让人担忧万分。
第三，中文危机正在危及使用者自身。在当下的中国，学习中文似乎已变成不太光彩的事，进了中文系，便多少有些遗憾与悲哀。早晨的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学生诵读英语，而对唐诗宋词背念的顺口爽快、古文词句吟诵的酣畅淋漓之感，已彻底消失在尘封的记忆中。南开大学马庆株教授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有40%的教育经费用在英语教育上，虽然普遍提高了中国人的外语意识，但是由于不是在外语环境中学，造成大量时间的浪费。我调查大学中文系的四年级学生，是否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文学名著，几乎都说没有。为什么？没有时间。时间用来做什么了？学英语去了，否则不能毕业。”汉语正不断地掺杂进“OK”、“PK”、“BYE”之类英语的只言片语，这倒也正常，因为任何语言中都有逐渐本土化的外来语，无碍大局；但中文遭遇危机的更大问题是出在使用者自己的身上，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书面语和口语混为一体。一个只会用“不爽”、“超级”、“哇噻”、“耶”、“酷毙啦”来形容自己极端感情的人，一个要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却只会用“嗯……，这个吗……”，要不就是抓耳挠腮、脸红脖粗却还是说不出一个字的人，一定是语亏词穷的，与此同时带来的只能是大批文化上的“拮据者”、文字上的“贫瘠者”，当这样的文字“糙人”大批出现，并且渐渐掌握了文字表述的话语权时，中文就遭受了被篡改为平庸的危机，这远比几个英文词在汉语中的出现更具杀伤力。而与此相映，我们看到网上登载的一则消息—《为“净化法语”，法文化部禁用“EMAIL”字眼》，这是法国政府阻止英语词汇“侵蚀”法语的最新举措。这也给我们以警示，我国的法定通用语言文字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我们的母语也同样面临着英语、特别是美式英语的侵蚀。我们是否也应当学学法国，净化我们的通用语言文字？
第四，中文危机还表现为一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撞击中的失衡。中文言简意赅，字少意丰，又有突出的逻辑性、隽永的含蓄性、无比的简洁性。生为中国人，也许不曾留意汉语无尽的情趣和美妙，也许不曾真正领略过汉语无穷的风采和魅力。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仅仅十四个字让那种孤独、凄清、哀愁的韵味霎时涌上心头，而《诗经》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字里行间一个绝世美女已站在我们面前，这巧夺天工的表达，撼人魂魄！而今我们的表达中，将汉语与英语杂糅已经成为国人的习惯；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英语竟然成为了工作语言，有人更斩钉截铁地说：“进入科学殿堂，工作语言就是英语！”说这话的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鲁白。我理解当前在国际会议上不得不使用英语的无奈，而且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但对鲁白将“科学”与“英语”等同起来的观念，则期期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两件事，无奈不等于必须。在国际会议上为了便于交流不得不使用英语，这是无奈；但科学语言并没有人规定必须用英语，这是一个基本的尊严问题。鲁白先生是外国人，也许喜欢听外国人的意见，这里想请他看一段话：“Freedom，no matter how great，means nothing without nationhood，because without nationhood freedom is freedom for others，for our oppressors and lords but not for us… Where your language and your nationhood are disregarded，you are oppressed，no matter how liberal the country may be.Where your language is excluded from schools and offices，freedom is taken away from you，from your nation，more than by police or by censorship.”（“不管自由有多大，只要不跟民族性相关，那就等于没有。因为不跟民族相关的自由是别人的，那是压迫者的自由、老爷们的自由，而不是我们的自由……只要你的语言和民族性没有受到尊重，你就是被压迫的，不管你的国家有多自由。只要你的语言被排除在学校和正式场合之外，你的自由和你的民族的自由就被剥夺了，这比警察和新闻检查官还要厉害。”）说这话的是捷克新闻记者之父、现代捷克语的奠基人哈夫得切克·波罗夫斯基（Karel Havlicek Borovsky，1821～1856）。人家可是把民族性和语言并列，放在国家自由之上的。
可悲的是我们社会上上下下很多人把无奈当作必然。全民以学英语为荣就是一例。如果真的学了英语派上用处也就罢了，然而很多人在乎的是学英语这件事而不是学英语的效果。以外语成绩作为就业、考研、升职等的重要甚至唯一杠杆是另一例。如果以外语设关的部门或者工作真的需要相应的外语水平也就罢了，可叹的是人们要的往往只是一张可见的证书，而不在乎有没有真正的外语能力。在趋之若鹜的过程中人们早已忘记了这不过是一种无奈。当把无奈作为必然去追求时，自身的危机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但是，在这过程中，语言工作者的责任如何呢？我们是为这种种无奈推波助澜呢？还是促进这种状况的改变呢？还是无动于衷，继续埋头搞高深的“理论”研究呢？
汉语正处于危机之中，蕴含这些危机的过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毫无疑问，历史赋予中国语言研究机遇的同时也委以其无法推托的重任。中国语言学几乎涉及和社会相关的各个方面，就语言本身来说有语音、词汇、语法、语体、语篇、语域、文字等等；在语言生活方面有规范化、语言政策、语言心理、社会用语、广告、命名、翻译、身势、教学、法律、政治等等；在文化的各个部门有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民俗、宗教、历史、地理、心理等等；在语言研究者的领域方面有汉语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等等。随着学科的深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语言工作者应力图改变以往在某种程度上忽略社会需求的现象，语言学界的研究应注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结合。目前新词语和流行语的研究、语言社会变异的研究、媒体语言的研究、网络语言的研究等等已越来越为多数人所关注，但我们依然感到关注的程度不够，试想，如果汉语研究者都对汉语危机问题麻木不仁的话，还有谁更会关注其发展与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