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言和白话

中国古代的书面语是文言文，文言文在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渐渐和口语分了家，并且这种分歧越来越大，文言文和口语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尽管文言凝练古雅，但是当时教育不普及，不便于普通的民众掌握，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国门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的思想和理论。那时，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语音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正甚嚣尘上。前者试图把口语确立为语言研究的核心，排斥书面语，更否定文字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后者是指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者，在当时自然科学一系列重大发现和重大突破的鼓舞下，试图把人文社会学科也全部置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下，忽视人文社会学科的人文性。中国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观点，认为和口语相比，文言文这样的书面语一无是处，应该废弃。波澜壮阔的白话文运动实现了革命者的这一理想，但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革命选择了最“左”、最激进的方式，使得文言文全面退出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试想如果我们当时采取“学衡派”对于西学要“明其本源，察其流变，融会贯通，审慎选择”的观点，强调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态度，对文言文也就不至于一棍子打死。然而，历史无法重演。

白话文便于广大群众掌握、有利于文化和科学的普及。但是，白话文的提高还有待于从文言文中汲取营养。我们的主张是在推广白话文的同时，要注意对文言文的保护和继承，注重对青少年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培养。中国古代对书面语的重视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绝大部分形诸文字的文化遗产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而且，文言文历经数千年而基本不变，使中国文化保持了特有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文言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载体，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在文言文离现代人的生活渐行渐远的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语言的人文性和文化的人文性是统一的，抛弃了文言文就使得文言文所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