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而为与无为而为

消除中文危机，政府当然有很大的责任。没有政府的参与，学界议论得再热闹、再成熟，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希望政府把什么事都管起来，管得太多，有时效果也会适得其反。我们感到，语言文字方面的有些事政府是不能管、也不应管的。百年来汉语汉字的研究“泛政治化”，有的就是政府、甚至国家主要领导人干预太多，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因而我们对政府的真正期望是：为所当为，不为所不当为，也就是区分“有为而为”和“无为而为”。首先是区分学术与政治，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是学术问题。对于政治问题政府当然应该坚决管起来，但学术问题就要放手让给学术界去讨论，社会问题更要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千万不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更不要以政治手段处理学术问题。

我们下面要谈到的都是希望政府“有为而为”的，但有的时候，“无为而为”可能是更好的管理办法。几千年前老子就提倡“无为而无不为”。有人以为“无为”就是什么事也别做，无所作为，其实不然。作为不是一定非要干什么事，有时干是作为，有时不干也是作为，甚至是更好的作为。让政府、学界、公众各司其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就是政府最好的作为。例如保护方言问题，我们就觉得政府不必过多作为。曾经有一个时期，政府一方面提倡讲普通话，这是对的，是作为。但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反对甚至禁止使用方言，那就是过度作为。鼓励在公众场合使用普通话，是作为，但强调在公众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不准使用方言，那就是过度作为。试想，要求营业员在营业时间说普通话，是对的。但一个上海营业员在上海正好接待一位上海顾客，或者一个广东营业员在广东正好接待一位广东或香港顾客，也要求他们非得绕着舌头说普通话，那就有点过了。要是有关部门连这点空间都不肯给，那方言还有多少生存余地？再比如，几乎所有的小学教师都要求家长必须配合学校做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指令性的任务，但可以肯定，这与各方言区出现“某某人的孩子不会说当地话了”（例如最著名的上海说唱演员“黄永生的孙子不会说上海话了”）的现象有关。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最有权威的不是什么政治人物或理论家，而是小学教师，老师说一，家长、学生不敢做二。老师说要家长配合学校推广普通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就说什么也得拗着嗓子，跟孩子说着怎么听怎么别扭的普通话。须知家庭是方言的最后一块阵地，家庭这块阵地失守，方言保护也就不必再说了。现在有些政府部门花大力气要保护方言，又是调查，又是记录，又是整理音档，又是组织编写词典，来对方言进行抢救。但这样抢救下来的材料都是死的，如果方言不能生活在人民的口头上，那这些材料最后的命运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抢救下来的美洲印第安人语言也差不多，也许可以成为语言学家“研究”的材料，但作为语言，它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总不能在上海的教室里，放出一段录音，用普通话对上海的孩子们说：“孩子们，这就是上海话。”以为这就算保护好了上海话吧？！

我想，这个例子最能说明，什么时候政府当“为所当为”，什么时候当“不为所不当为”。语言问题有时要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