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危机与文化危机
台湾作家白先勇在谈到汉语命运时曾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一是指受西方语言冲击，汉语被严重地“欧化”；二是指汉语受到网络等大众文化及现代传媒的冲击、渗透与同化。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说，当前汉语的境况实在令人担忧。简化汉字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随之而来的混乱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它“培养”出的很多中国人不认识繁体字，不会使用毛笔，更不会阅读古代典籍。这些人是“新文盲”，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不断地扩大。社会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着，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一步一步地走出中国古典文明的灿烂。更多的中国人正在远离那种由辉煌的古典文学作品培养的优美的文笔、高雅的谈吐以及端庄的举止。他说不会读古书和使用文房四宝的中国人是可悲的。
以上两位先生的话，白先生谈的是中文危机的由来，谢先生谈的是中文危机的现状。但两人的话都透露出，中文目前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它的形成与文化有关，如果我们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也必须从文化上去着眼。如果光从语言文字上着眼，既看不到危机，也永远不会有解决的希望。
说中文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在于一百多年来我们在文化遇到危机时所作出抉择的累积，是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种种文化撞击的后果，语言文字只是集中成为其表现形式而已。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国受到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多次冲击，几乎没有不冲击到语言文字的。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在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中可说一败涂地，老大帝国外强中干的昏聩面目第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救国、自强、维新、变革成了时代的呼声。其时除了引进西学、兴办实业等之外，特别注意到了语文教育问题。有两件事对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件是中国的文字太难，因而要提倡“简字”及西文式的拼音文字，这就是百年文字改革之始；另一件事是认为语文学习效果太慢，是因为只顾到字音字形这些表面东西，而没有注意到语文的组织规律，不能收以简驭繁之效，因而引起了西式的文法，这是《马氏文通》的由起，从此根本改变了汉语研究的全局。
八国联军和庚子赔款几乎把中国逼上了亡国灭族的境地，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接受维新的建议，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其中对后来文化影响最大的可说是1905年的废科举和兴学校。这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废科举全面断绝了中国一千多年来的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之路，兴学校则全面引进了西方式的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选拔制度。这件事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对废科举得失的讨论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里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相关文章）。而在这转型过程中最痛苦的可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的路走不通了，曾希冀以之博取“功名前程”的本领——八股文乃至文言文变得一钱不值，由失望而绝望，由爱之深而恨之切，转而进行了最强烈的声讨。其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乃至“打倒孔家店”，迅速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试想，如果科举不废，文言文（戊戌后八股已废，改成策问）仍是全国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便有100个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大约也难以撼动其地位。而西式学校教育的兴起则为全面引进西方式的学问开辟了道路，科学和民主的概念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胡适先后提出了“全盘西化”和“整理国故”，全新的学术和教育体系得以建立，中国传统所有学问都必须接受西方“科学”的洗礼和改造也成了定规。其中对中国语言文字影响最大的是文字的“符号之符号”说及文字发展阶段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者运动的兴起等，促进了大众和民众意识的觉醒，深入民众，反映民众要求，甚至代民众立言成了一个时期的特点。有时其实到了可笑的程度，例如瞿秋白、鲁迅不止一次地说，中国识字的人不到全国人口的20%，而且劳苦人民没有识字的。因此，汉字跟老百姓没有关系，“中国等于没有文字”，这样，“拉丁化”等于是在为中国人创造文字，在这过程中可以完全不必顾及原来的汉字。实际上，从“国罗”到“北拉”都是以全盘否定、完全无视以汉字记载的文献为前提的，因此，对于那些东西的可能失传在他们看来完全“不必顾惜”。傅斯年就说：“反对拼音文字的人，都说拼音文字若是代替了汉字，便要妨碍到中国的文学，这是不必讳言的，我们也承认它。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全靠着汉字发挥它的特别色彩，一经弃了汉字，直不啻把它根本推翻。但是我们既已主张国语的文学，—未来的新文学，对于已往的文学还要顾惜吗？”
1949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整个文化建设的前提是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厚今薄古、是今非古，对传统文化、语言文字的贬低更是题中之意。学术问题政治化愈益严重，拼音化、繁简字成了政治画线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之前，除苏联语言学外，国外语言学的介绍一度受到抑制，但“文化大革命”以后西方语言学的引进得到了极度的释放，甚至几乎取代了“中国语言学”自身的理论探索，“跟着转”的态度更加坚决，“转”的速度也变得更快，在“现代化”、“赶超世界水平”的口号下更加义无反顾，“科学”和“理论研究目标是追求解释”成为语言研究不接触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借口，语言学越来越成为象牙之塔。
科学技术发展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冲击，在19世纪末表现为对汉字的失望和文字改革的兴起，以后，机械打字机、电脑输入、中文信息处理一次又一次成为一些人坚持拼音化道路的理由。
以上内容在本书前面各章都有介绍，这里再次概要叙述是要说明，中国语文的危机问题实质是文化问题，它的每一次发展变化都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是各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要害则是文化的隔绝和断裂。
当前，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一百年以前无法想象的阶段。如果说，一百多年以前，在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压迫之下，在西方语言学、文字学种种理论的诱导之下，中国人自贬自贱，从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否定自己的语言文字，已经使自己的语言文字走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本节开头所引谢冕的话是最好的写照）的话，那么，现在形势正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号召下，中国人以三十年左右时间走完了其他国家几十年、上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华民族的复兴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提到了历史的最高阶段。正在这个时候，人们更深刻地感到文化断裂带来的危机：在我们需要振奋民族精神、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的时候，猛然发现经过这么多年的自贬自贱和自我否定，多数人已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甚至已失去了阅读经典、继承传统的能力。五十多年前接受一般教育的人都能欣赏的东西，现在对多数人来说已经成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我们无法想象，再过几十年，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进入世界前列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文字能力还停留在谢教授所说的那种可悲状态，无法想象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语言文字使用还是这么处于诸如“一语两文”、“一文两字”那种无序状态，无法想象我们的语言文字研究还只能开口闭口国外这个理论怎么说、国外那个理论怎么说，无法想象在全世界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写上中国人的贡献的时候，所谓的世界共同的“普通语言学”里却仍然完全没有汉语的声音。
中文危机的形成虽然导源于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出于爱国热情而作出的片面和极端的选择，但毕竟是一个多世纪来全民参与的结果。三百多年前的中国思想家顾炎武说过一段话，后来梁启超将它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一直是催动中国人民奋发的旗帜。但人们一般都将“天下”理解为“国家”，其实顾炎武的原意还要深刻，原文见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里他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一家一姓的改朝换代叫作“亡国”，这与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而“仁义”即精神文化的沦丧，叫作“亡天下”，那才是“匹夫”有责。这就是说，文化的问题攸关整个民族的存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事，这比所谓的“国家大事”还要大，人人都有责任来维护。中文危机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危机，它呼唤着每个人的良知与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