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语的荒腔走板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外来词语，汉语也不例外。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过四次大规模的汉族与中国境内其他民族的融合。第一次从上古至春秋战国时期，汉族与夷、蛮、戎、狄诸民族杂居，由于会盟、战伐、兼并等，发生了民族与语言的融合。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由于长期杂居，语言逐渐与汉语融合。第三次是宋金辽夏至元代，大规模战乱导致了外族语言与汉语的融合。第四次是清入关以后，在几百年与汉族的民族融合中，满族人慢慢改用汉语，汉语中也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满语词语。这四次融合都给汉语带来了大量的外族词语。
中国历史上还有过四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第一次是两汉时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汉语借入了大量的外来词语，如狮子、苜蓿、葡萄等等。第二次是佛教的传入。从两汉之间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达到鼎盛。由于佛教传入与佛经的翻译，汉语借用了大量梵语系统的词语，很多沿用至今，如：世界、塔、慈悲、定力等等。第三次为19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的影响涉及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这时候主要有来自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外来词，如：咖啡、沙发、苏维埃、幽默、浪漫等；也有很多借自日语的汉字词语，如：景气、解剖、经济等等。第四次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世界的全球化、英语化和网络化助推了铺天盖地的外来词语涌入汉语，其中包括大量的字母词，如：PC、CD、WTO、DVD、E-mail等。
中国近代以前的外来词语基本上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古代的外来词语，由于使用年代已久，已经完全汉化，其外来的身份已不为人们所察觉，如：狮子、菠菜、葡萄等等。西学东渐时汉语借用的外来词语经历了百年风雨，不少亦已汉化，如早期的士敏土（cement）、斯的克（stick）后来都改用了水泥、手杖等代替，逐渐脱洋归汉了。而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本来就用的汉字，再借回来也算是“认祖归宗”吧，当然也没有洋面孔的感觉。直接使用外国文字形式的只有阿拉伯数字和科学技术等专业领域的一些外来字母符号。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西文化频繁的接触交流和英语的全球化普及，人们对外来词语的接受能力大大增强，很多洋面孔的西文字母词语被直接拿来使用，以至于一向被视为汉语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也在1996年修订本中首次收录了西文字母打头的38个词，2005年出版的第五版将常见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增补到181个。其中英文缩略词140多个，英语词3个（E-mail、FLASH和Internet），甚至还有4个汉语拼音缩略词（GB、HSK、PSC和RMB）。
外来语的类别花样繁多，区别是否外来语的标准是看其进入汉语的途径是经过翻译还是转写。整词整语翻译过来的我们不看作外来语，如电话、飞机等；利用各种语言手段对外来语成分进行分析后加以转写的是外来语。根据转写手段的不同，外来语可以分为语形转写、语音转写、语义转写三大类，分别称为写形外来词（如来自日语直接用汉字书写的词语景气、解剖、经济等，以及直接搬用西文原形的词语，如“WTO”、“Powerpoint”等）、写音外来词（指外语词语读音汉化后用汉字书写的词语，如苜蓿、葡萄、沙发等）、写义外来语（指对外语词语的意义进行分解后分别译出形成的词语如马力、蜜月、热狗、白色恐怖、武装到牙齿等）。外来语在运用过程中还会有许多的变化，其结果是产生了上述分类无法概括的与外来语使用有关的现象。如果我们把上述三种统称为单纯型外来语的话，则还可分出另外两类来，分别叫做混成型外来语（指借用外语词缀或其他构成成分并加以汉化的，如：后现代、非会员、后邓小平时代、非汉语、上班族、工业化、傍款族、“年轻化、信用卡、白领、交通卡、陶吧、打的、男模、中巴）和自创型外来语（利用汉语拼音的缩写造成的词语，如“HSK”、“RZ”、“YZ”、“GB”、“CCTV”，以及自创“外语词”再用汉字转写的，如“美加净”[Maxam]、“昂立一号”[Only One]、“避风塘”[Be for Time]、“雅戈尔”[Youngor]等）。这些不同种类的外来语在汉语中的流行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肯定外来词语对丰富汉语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某些心态下造成的外来语对中国语文的用法规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一种情况是一词多译。最典型的外来词是上面说的语音转写词，通常叫做音译词。由于汉语与外语在发音和音节构成上的重大区别，汉字在复制外语语词发音时并不是一个好的媒介。许多音译词不仅与它所代表的原词的发音相差甚远，而且常常是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汉字被用来表示同一个外语词的发音，如ammonia，就有阿摩尼亚、阿莫尼亚、亚摩尼亚等写法，早期引入的词如玻璃、玻、玻等也是如此。人名如莎士比亚、雨果等也有许多不同译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
另一种情况是汉语方言复杂，在引入外来语时各人如果只用自己的方言，就会造成一些别地人难以理解的词语，如用上海话翻译的“沙发”用普通话读起来与原词（sofa）就相去甚远。用广东话转写的菲林（film）、的士（taxi）也是如此。甚至还有日本人用日语汉字读音转写而后又传入中国的如瓦斯（gas）等，更会使许多中国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第三种情况是因为外来词引进的多途径，有的是语音转写，有的是语义转写，有的是语音转写夹杂语义转写，有时会搞得人稀里糊涂，如新西兰—纽西兰、三藩市—旧金山—圣佛朗西斯科等。由于汉字每个字都有意义，进入新的组合后有时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其间很难统一。例如新西兰中的“新”表新旧的“新”义，而新加坡中的“新”却没有这个意思。英国有个郡叫约克（York），而据此得名的美国地名New York却不叫“新约克”而叫“纽约”。再如南斯拉夫、白俄罗斯中的“南、白”，许多人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音译的一部分呢，还是取“南方的、白色的”之意。同样，不熟悉的读者也许会以为“欧佩克”指的是某个欧洲组织呢。
以上这些都是汉语在转写外来语本身遇到的困难，语言学家们正在努力设法对之进行规范，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真正使我们忧虑的，同时也是对汉语使用产生不健康的、病态的冲击的是第四和第五种情况，即一部分国人出于崇洋心态而造成的音译词泛滥。本来，在汉语诸多的引进外来语方式中，语义转写尤其是整词翻译是主流，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趋势已基本确立，我们也认为这符合汉语发展的规律。但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国人唯洋人马首是瞻，觉得音译词洋气，以致感到得不到洋货起个洋名也是好的。结果造成了第四种情况“音译词回潮”和第五种“假洋名泛滥”。所谓“音译词回潮”是指许多词本来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语义转写方式，有些人却偏偏弃意译不用，而转用音译。如出租车非要叫“的士”、饼干非要叫“别士忌”、飞碟（UFO）非要叫“幽浮”、计算机的端口（port）要叫“埠”等。一些商店商标的名称更大搞这种“熟词音译法”，如莱福（Life）、喜乐（Cheerio）、娜伊丝（Nice）、贝斯特（Best）、施玛尔（Smile）、斯梦（So many）、亨纳斯（Highness）等。至于新出现的词语，人们更不愿去费事斟酌一个意译词，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音译过来再说，而且音译的用字似乎越怪、越新奇、越吸引眼球越好。甚至一些语言学家也在鼓吹音译才是引进外语词的主要趋势。这种不加遏制的音译词泛滥将对汉语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
而更令人寒心的还有第五种，即假洋名泛滥。上面说的音译泛滥，其背景不管怎样还是真正的外语词，只是我们引进的方式有异，我们担忧的只是这并不符合汉语造词构语的规律，其泛滥会使汉语的词语使用发生混乱。假洋名则是土生土长的外来语，是部分想洋化的人想昏了头，做不成洋人就弄个洋名来自我安慰；而一些商家则一切向钱看，千方百计来满足这些人的虚荣心。中国在翻译外来人名的长期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字，其基本功能就是用在译名里，平时不大有别的用处，如娜、娅、茜、莎、莱、菲、蒂、萝、莉、妮、丝、伊、蓓、迪、奥、维、克、蒙等，把这些随意拼凑起来，就会造成一种洋名的感觉，如蕾茜、梦娜、蓓蒙、奥迪斯、芙莉娜、梦丝莉等。因而假洋名最典型地发生在商业领域，在商品、商标、商店字号等上面表现得特别恶俗，尤其是化妆品、服饰商店和面向儿童的食品，近些年又扩大到了楼盘名称。有时人们会纳闷，什么时候似乎整个西方世界都搬到了中国？因为你在中国，几乎可以找到欧美澳加几乎所有有名的地方。还影响到一些本不应该跟风的部门，例如在上海，一家与体委相关的酒店被命名为“斯博特大酒店”，令人看了实在无话可说。制定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当然不会收这一类词，就是各种外来语词典也不可能收。但不收不等于这种现象不存在，相反可说是已经漫山遍野。我们现在走遍中国的大街小巷，还不仅仅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甚至到偏僻小县城，都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这种视觉污染。这些土生的外来语影响的还不仅仅是汉语，对中国人、特别是儿童心灵的杀伤力尤其不可低估。
我们再来看看字母原形词对汉语的影响。前面说到，在近代以前，汉语对外来语的吸收还仅限于用汉字改写，直接用外语原形的大约只有阿拉伯数字和化学符号，但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先例已被打破。字母词的使用已成一道新的“亮丽的风景”，说话写文章如果不用几个外语字母词好像就不够时髦。2006年6月6日的《环球时报》上曾登载过这么一段典型话语：“APEC的记者招待会后，我约了CCTV的朋友和一群MBA、MPA的研究生，讨论中国加入WTO后IT业前景，以及IT业对GDP的影响。随后，我们去KTV，大唱卡拉OK。”只有46个汉字，竟有29个字母，它是纯洁的中文吗？虽然这里的9个字母词都是报纸上很常见的，但恐怕未必人人能全部说准它的中文称呼或确切含义。外文字母的使用确实也是一件需要区别对待的事情。一方面，有的外文字母或符号比汉语简洁，例如阿拉伯数字和数理化等一些学科用的一些字母和符号。现在开始引进一些字母缩略词，如WTO、APEC等，数量不多，也确有其简明及方便之处。有人担心引进这些词会破坏中文排版的美观，这也还在其次；还有人担心如果这种现象不加制止地蔓延，若干年后，汉语就不再是“汉语”，而变成汉语和英语的混合体，甚至可能成为以英语为主导的语言文字了，我看也不见得。最大的问题是字母词即使在英语的母体中也是一把双刃剑，字母词的海量喷发，在英语中也只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开始虽有简洁迅速之效，数量一大，人们已不知道某些字母组合代表什么了，撞车的事时有发现，如PPA，是两个词的缩略：吡哌酸和苯丙醇胺，都是化学名称，但性质不同，一些制药厂就得特别声明：“本厂生产的抗感冒药绝不含PPA（苯丙醇铵）”，“此产品是抗腹泻药PPA，非彼PPA（苯丙醇铵）”你看累不累？一些用得经常的字母组合如ABC更可能有十几个意思，在不同的上下文里会有不同的解释，而且人们还在不断随意增加新的意思，因为在英文里要把A、B、C开头的词找出三个，凑出一个意思来，实在是太容易了。简明变成了晦涩，简单变成了繁杂，一些最爱使用字母缩略词的文体如新闻、广告越来越变得难以阅读。英语中的缩略词成千上万地增加，缩略语词典越编越厚，已超过了一些中型词典，越来越成为英语使用者的一个负担，许多英美人士为此叫苦不迭。我担心的是，字母缩略词在汉语中的使用，就好像中国的汽车行业一样，一开始人人都叫好，以为方便快捷，是现代化的标志（现在一些人们包括一些政府部门还乐此不疲），等到空气污染、交通阻塞等各种都市病大量爆发，再来治理，恐怕就困难了。大量英语字母词的侵入汉语，情况正与此相同，它将造成的是汉语的“交通阻塞”，严重影响汉语的发展。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像现在的北京交通一样再来整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