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绝经脉的“现代”研究
作为世界语言研究的三大发源地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语言研究传统。
早在2000多年前，先秦诸子关于语言就有许多精彩的见解，特别是关于“道”“名”“言”“意”等开创了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与古希腊东西辉映。秦汉以后，以词义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在经义笺注的基础上出现了四本煌煌巨著。这就是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尔雅》、西汉扬雄的《方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几乎同时的刘熙的《释名》，分别代表了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语源学的最高成就。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语言研究的杰出成就特别表现在音韵学的建立。这是由于佛教的盛行、梵文的传入、汉译的需要以及韵文的发展等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这一时期“音韵蜂出”，出现了一大批韵书和谈论音韵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有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音辞篇》和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
从宋、元、明到清代，音韵、文字、训诂研究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清代出现了一大批像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钱大昕等成就卓著的语言学家。以“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的乾（隆）嘉（庆）之学被誉为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巅峰时期。他们的《声韵考》《孟子字义疏证》（戴震）、《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段玉裁）、《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念孙）和《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王引之）等也就成了中国传统语言学最辉煌的著作。
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建立了语言学的中国传统，就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以训诂为中心，以音韵与文字为两翼，形成一个“音”（音韵学）、“形”（文字学）、“义”（训诂学）相结合的立体综合研究模式，标然独立于世界语言学之林。邵敬敏、方经民两位先生在《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一书中说得好：“中国古代的理论和方法，有些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有些至今仍闪烁着奇光异彩，只是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的认识。对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该而且必须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新的发展。”
然而，这一份“珍贵遗产”在继承过程中却充满了艰难曲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出现了历史性的断裂。这一断裂是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为标志的，然而可能连马建忠本人当时也未必想到他的一本著作会造成这样翻天覆地的后果。
马建忠的原意只是想写一本语法书。生当清末中国受尽列强欺凌之时，在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十来年的考察之后，马建忠认为，西方之所以先进是因为科学技术发达；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教育发达；教育发达的原因是因为语文学习的时间较短从而腾出了大量时间给其他学科；而语文学习时间较短则是因为西方有中国语文教育所没有的法宝——葛郎玛。经过这一番推理，马建忠义无反顾地把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付给了一个事业：要依据西方各国皆有之“葛郎玛”，为中文量身定制一部文法书，这就是《马氏文通》。从这过程来看，马建忠的用意是非常清楚、也是非常简单的：让中国孩童学了文法之后，缩短语文学习的过程，争取时间及早学习科学技术，以达到救国图强的目标。从中我们看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拳拳报国之心，令人感动、令人钦佩。至于马建忠的理想，即通过学习语法来提高语文学习效率后来并没有实现，那是后话，也绝非马建忠的本意。而马建忠的书出版以后，彻底改变了汉语研究的全局，使汉语研究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完全断裂的路子，那是连他也想象不到的。
马建忠开创的新局面主要表现为：
第一，马建忠认为音韵文字易变而文法“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因而学习语言必须首先学习这种“所以集字成句成读之义”之法。并把这当作他发现的“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他并没有主张语法压倒一切，相反，在《马氏文通》里，他还是相当注重音韵和文字的功用的。但实际上这一主张完全颠倒了汉语研究中音韵文字与文法的地位，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马建忠说他是“导后人以先路”，后人也确实没有辜负他的引导，追随鼓噪，文法之作连篇累牍，终于形成了20世纪汉语研究中的语法中心论。追其原始，马建忠确实是始作俑者（这里不带贬义）。
第二，中国的语言研究由于汉字的特殊性和民族的自信心所致，历来很少受到外界影响。唯一一次影响过汉语的是随着佛经而来的印度的“声明学”即语音学，但汉语从中吸收的是它的思路而不是其表象；学习它声韵相拼的方法发明了反切（反切可不是拼音！）；学习它的声韵分析，结合中国古来的双声、叠韵传统发明了韵部和声母；受它的“悉昙章”（印度一种拼音字母表）的启发而发明了韵图。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与成熟。但音韵学虽受到声明学的影响，却已成了完全中国的学问。自那以后1000多年，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基本是隔绝的；对欧洲自古希腊以来的语言研究传统更是一无所知。马建忠引进了西方语言研究的核心学科，千年以来第一次在中西语言之间架起了桥，也开了中国语言研究学习、模仿西方的榜样。从此，汉语研究纳入了世界语言研究共同轨道，受西方语言研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以至到现在，有些人已把学习西方作为语言研究的唯一模式，离开西方语言学那一套，他就不懂如何做研究了。
第三，从文字中心转变为语法中心不只是简单的中心之转移，而是研究全局之变化。上面说过，中国语言学传统之所以在世界语言研究中独树一帜，是因为它建立了“形音义”综合研究的传统，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形成了稳定的铁三角，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完整的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延续了2000多年，完全适应并且很好地为中文的应用和教学服务。但在这个体系里，不客气地说，语法的地位，连附庸都算不上。马建忠把附庸变成了中心，从边缘都论不上的地方走到了舞台的中央，事实上形成了对传统格局的否定。这肯定要引起全局的变化，所有的角色都必须要重新定位，以寻找自己在新体系里的位置。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格局变化：文字学因为在西方语言学体系中毫无地位，因而在新的语言研究体系里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被踢出了语言研究的殿堂；其结果是习惯成自然，100年来连一些文字研究者自己也自觉地划定红线，自我放逐在语言学之外。音韵学因没有了服务对象（文字训诂）而又没有西方的语音学那样“精密、科学”，只好放下身段，自觉接受语音学的改造，把从前富有实用意义的音类研究、“声近义通”硬改变为毫无实用价值的音值拟测、历史语音演变“描写”，认为这才是“科学”、“现代”；训诂学呢，因为在西方找不到对应物，结果被各取所需，打得七零八落，成了语义学、词汇学、修辞学、文体学、风格学等等的大杂烩。
第四，经过这样的变化，旧格局完全被摧毁了。如果有人以为还存在，那也只是在历史的回忆里，或者是承接着历史的余绪，在苟延残喘。其表现是在现代的语言学研究里，传统的研究完全没有发言权，“引进”西方语言学、“发展”中国语言学、甚至语言研究为当代社会生活服务，都没有它们的份。他们所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守着故纸堆，或者是更老的甲骨、新发掘的竹简墓碑，作一些考古学式的研究。加上文言文已被宣判为“骸骨”，传统的语言研究传统已经完全处于当代社会生活之外了。更可悲的是，不但治“现代汉语”者当仁不让地自以为是整个汉语研究的中心，治“古代汉语”者也甘心臣服，自居汉语研究的边缘。
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延续的，民族是延续的，语言是延续的（文白之争没有使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成为两种语言），语言研究方法、研究传统也应该是延续的。而在中国，不仅古今汉语被割裂，古今汉语的研究传统也被完全割裂，结果出现了这样不应该有的深深的裂痕。对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来说，难道这是正常的吗？从另一方面说，这种与传统完全脱轨、拒绝任何传统研究成果的现代汉语研究、现代中国语言学研究，难道是可持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