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历史又两次选择了文言文

文言文的产生适应了中国这么一个地域宽广、历史悠久、文献丰富的国家统一语言的要求，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但是文言文毕竟是一种书面语言，特别是在其定型之后，必然会遇到任何书面语言都会遇到的问题。一是逐渐与口语脱节。二是逐渐与时代脱节。这两个困境不用等到五四时期才发现，如果说西汉是文言文的定型期，到了东汉，更不要说到魏晋南北朝，汉语言文不一致的矛盾便已出现了。讲汉语史的人爱讲古代汉语发展的两条线，一条是文言文，一条是所谓的“古白话”，“古白话”其实东汉就产生了，王褒的《僮约》就被看作是古代的一篇白话文。其后，南北朝的《世说新语》、南北朝迄唐的佛经翻译、敦煌的变文、禅宗的语录、宋元话本、元明戏曲、明清小说等都被誉为是古白话的典范、汉语史研究的正宗。把所谓的“古白话”作为汉语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我们不反对，但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点，即汉“语”和中“文”的发展走的是两条线。从“语”的角度看，东汉以后，汉语确实经历了一番波澜起伏、有声有色的发展过程，随着史料的发掘，这方面的研究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但从“文”的角度看，东汉以后，文言文的发展却走的是另一条路，而且在艺术上越来越纯熟，成为实际上历经2000年的汉民族共同语。“古白话”固然重要，但因在“共同语—方言”、“书面语—口语”这两对矛盾上，它处的位置是在“方言、口语”这一头，缺少普遍意义，因而只具有汉语史研究的价值。在文化传承上，它的作用更不能高估。同时，由于现在所能看到的“古白话”都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由于记录的是当时的口语，时过境迁，既与当时的书面汉语共同语—文言文有很大的距离，又与现代的口语有很大的距离，其难懂之处更比文言文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清代的白话小说之外，很多词汇问题需要专家才能解读。不加区别地抬高古白话、贬低文言文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如果从“文”的角度来看汉语书面语的发展，我们发现，尽管从东汉起言文已经开始不一致，但文言文仍然延续了近2000年。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第一次选择是在唐宋时期。南北朝汉语言文分家后书面语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朝着接近口语的方向尽量使言文一致，如《世说新语》、佛经翻译、敦煌变文等。另一个是向着更书面化的方向，把汉语书面语的长处发挥到极点，如骈文和赋。可说“雅”的雅到了极点，“俗”的俗到了极点。历史的抉择却是取乎其中，既不极俗，也不极雅，而其标准是秦汉的散文，其结果是由唐至宋的“古文运动”，从韩愈到欧阳修，历经200年才取得最后成功。同时出现了文言文的第二个高潮，涌现了唐宋八大家等代表作家。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文言文并不是秦汉文言文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既吸取了古白话通俗明白的优点，又吸取了赋和骈文注重发挥汉语优势的长处如注意声律骈偶等，从而成为更加成熟隽永的书面文体。

第二次选择是在明清时期。宋元以后，言文不一的情况一如以前，而且由于言文长期分离，社会甚至分化为识字与不识字两个阶层。这是世界各国很少见的。但我们也不必把这种对立看得太严重，由于唐宋以后中国执行的是相对来说最为公平的科举考试，“昨为田舍郎，今登天子堂”的事情并不罕见，因此这两个阶层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交流，并不断然分为两截，这也是西方很难理解的。在语言上，文体又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俗”的方面人们干脆撇开了文言，因而话本戏曲等俗文学得到了大大发展。而注重形式的方面则把骈、散结合起来，进一步程式化、规则化，出现了八股文这样严格规范的考试文体。这时，汉语书面共同语再次在两者之间面临选择。结果人们又一次转向经典，转向古代，经过前后七子“文必秦汉”“文宗唐宋”等的争论，出现了明代的“公安”“竟陵”和清代的“桐城”等文学流派，前者强调抒写性灵，后者主张义理、辞章、文学的三结合。其结果是在唐宋古文的基础上，吸取八股文和俗文学两者之优而排除其弊，将文言文推向了第三个高潮，出现了袁中道、张岱、姚鼐、曾国藩乃至严复这样的文章高手。

然而，进入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文言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