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

上面是从本体上，或者说，从哲学意义上对语法进行探讨，这可以叫做语法的理论研究或理论语法。本书前面还多次提到语法对本族人学母语没有什么用，语法主要是教学外语用的，这实际上指的是另一种语法：教学语法。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呢？

理论语法又叫专家语法、参考语法等等，许多人认为和教学语法是一致的，只是深浅程度的不同或叙述繁简的不同，教学语法讲得浅一些、简单一些，专家语法讲得多一些、深一些。这个理解是肤浅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不懂得这两种语法完全是为了不同的目标。教学语法的目标是为了教学，是为了帮助学生尤其是非本族语的学生尽快地了解本族语的基本构造规律。而专家语法的目的是为了对本族语的组织规律进行本质的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很少考虑甚至一时并不考虑教学的需要。理想的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当然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上往往做不到，特别是对汉语这样还在摸索中的语言。从实践角度看，让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这样既有利于理论语法研究的深入，不致老为这一新理论怎么用于教学实践的问题而束缚住手脚，而教学者也可以不管理论研究领域有什么天翻地覆的争论，只要达到教学的目标就可以了。

教学语法与理论语法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规定性与描写性。语法应该是规定性的还是描写性的，常常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原则，是先进与落后之分，科学与“前科学”之分，这是传统语法遭到批评、排斥的根本原因。其实这是没有想到这两者根本就不构成对立，因为两者是为了不同的目标。教学语法必须是规定性的，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开展教学，要是对着一批稚蒙儿童，或者对这一语言的知识几乎为零的外国学生，你告诉他这也可以，那也没错，第三种说法也可接受，那学生的思想就会被搅乱，教学就根本无法进行。因而教学语法不但需要规定性，有时甚至需要强制性，明明可以有几种选择，但必须规定只有一种是正确的。我们所习惯的美国TOEFL考试有不少选择题的答案属于这种情况。这在语法学习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而专家语法的研究就必须采取描写性，要考虑到语言在母语使用者中的种种实际情况，不受教学语法以及种种现存语法体系的清规戒律的束缚，也不受种种语言理论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因为说到底，这些体系或理论所反映的都只是主观语法。而理论语法的目标说到底是为了探索客观语法。第二，稳定性与多变性。凡在教学上应用的东西，一般都要求其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段时间内最好少变，至少不要有太大的变动。如果一种体系被证明在教学实践中有用，最好不要趋时附势，一见有什么新理论开始时髦起来了，马上就希望在教学中体现出来。这样做的结果有时适得其反，反而搞乱了基层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对学习语言反而不利。与教学语法应该保持相对平静不同，专家语法的研究应该生气勃勃，创新求变。这是活跃学术空气的需要，也是专家语法研究目标本身的需要，既然专家语法研究的目标是为了探索客观语法的规律，而这一目标只能一步步靠近，那只有靠一代代的研究者持之以恒的努力，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从各个方面去探索。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和体系的多变性可说是必然的，谁也不能保证谁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但我们相信，只要是认真的探索，对于接近客观语法都是有益的。第三，实用性与探索性。教学语法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实用性，一切为了有利于使学习者迅速了解并掌握所学语言的基本规律。说得白一些，教学语法就像敲门砖，门敲开了，砖也就可扔掉不要了。在第二语言教学中，语法至多只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后，除非特别有兴趣的人，一般人都不会再顾及到语法。因此教学语法必须非常实用，甚至必须追求“急功近利”，以至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语法用“科学性”等标准去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何况，专家语法本身也未必都具有“科学性”）。以汉字的教学为例，为了有利于扫盲和对外国人进行汉字教学，不少教学者想出了很多“拆字”的办法，如毛泽东在安源用“工人合成天”来解释“天”字，安子介在《解开汉字之谜》中大量使用不合“六书”理论的解字方法，从教学角度看都是可以接受的，尽管一些死守“六书”理论的人对之不以为然。教学语法也是如此，只要求其实用性，不要求其“科学性”。例如汉语教学语法，几乎人人都在指责“暂拟体系”的“不合汉语实际”，但在目前，在没有更好的教学语法取代它的前提下，就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地改变。语法教学者也没有必要因为理论界的日新月异而惊慌失措，唯恐落伍。为了便于教学，我甚至认为，现有的教学语法不妨更向英国传统语法靠拢一步，从而让以英语为母语或媒介语的学习者减少一点困惑（现有汉语教学语法体系中的那些既使用英语语法术语而又有汉语“特色”的东西如主语、宾语等，是外国学生包括英语学生最感头疼的），也更有利于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等外语。与之相反，专家语法就不能以实用为追逐目标，而要致力于客观语法规律的探索。

从这里的分析可知，“教学语法”其实只是一种权宜手段，是一种教学工具，它只适合于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跟真正的“语法”研究可说是两回事。特别在中国的情况下，一方面，中国语文的组织与世界其他语文有很大的不同，对其规律需要花大力气去进行研究，在这方面尤其不能受西方语言组织规律（一般所谓语法）的干扰，一定要从印欧语法的框架中跳出来，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与世界各种语言的接触又越来越频繁，中国人需要学习外语，外国人也迫切需要学习汉语，我们无法等中文自己的“组织规律”完全研究好之后再来开展对外教学。此时就不妨暂时建立一个与印欧语特别是跟英语比较接近的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来作为辅助之用。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前者成功的关键在“非印欧化”，而后者有效的关键却恰恰在于“印欧化”甚至“英化”。如果我们根据习惯，把后者叫做“语法”的研究，我们更愿意把前者就叫做“中文组织规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