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我做起

中文危机既然是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挑战，当然人人都有责任。社会各界，特别是出版界、新闻界（媒体）、文艺界、翻译界都有责任要从我做起，扶持正气，抵制歪风邪气，把不良语言的侵袭和危害降低到最小限度。

出版界可说是首当其冲。出版负有为社会提供健康精神食品、提供语言文字精品样板的重任，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从上到下都抓得较紧，但仍有些现象是我们所不解的。首先是出版物的差错率，如“无错不成书”的现象虽然人们已习以为常，甚至见怪不怪了，但出版界却没有理由因此而放松甚至放纵。以我自己的阅读经历而言，凡是阅读60年代以前出版的书籍，总觉得比较放心、比较可靠，我甚至记不起在那个时代出版的书籍中有大量错别字、令人难以卒读的先例；而读现在的出版物，即使是大出版社出版的，也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尤其是重排的古籍，更尤其是用简体字重排的古籍，常不能给人以安全感。许多出版社热衷于花大成本印制什么豪华本、珍藏本、精编本、大字本，但偏偏是这种价格不菲的书籍质量堪忧，要是读者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珍藏本却在封面或第一页就发现严重的差错，甚至把作者的名字印错。把这样的书放在书架上会造成人们心中永远的痛。再有，我们都知道各家出版社都建有严格的校对制度，但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这样严格的制度下还会出现如此普遍、如此严重的差错现象，以致损害了整个出版界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是编校的责任心？编校的水平？还是有好的制度却因各种原因未能贯彻到底？

从整个出版事业来看，助考书的重复出版是中国出版界存在的一个问题。这种书出得再多，对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学生自学能力毫无用处，甚至会因其质量的低劣而直接误人子弟，已有不少人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我们不知道这板子应该打在谁的身上，是对此类现象放任自流的教育部门呢，还是热衷于赢利的出版部门？还是离开“教参”寸步难行的某些教师？还是对此类书寄托着不切实际幻想的学生和家长？这一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些时尚类杂志，登载于其上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和诱惑性宣传，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纯净有一定负面影响。这使我们想到了一本正在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杂志—《咬文嚼字》。我不知道时尚类杂志是不是他们“咬嚼”的对象，如果是，我担心《咬文嚼字》一年至少要出100期，才能完成对其的“咬嚼”。这一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就其自身而言却也是问题重重，以致成了当前学术腐败的一个窗口，学术腐败导致语言腐败、文风腐败，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以致我们有时甚至觉得对这类杂志的“惩罚性”严格管制也可以理解。这对矛盾的解决有待于学术界、出版界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

与出版界堪称连体姐妹的是盗版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盗版水平不断升级换代。如今的盗版书早已过了以往那种小打小闹的阶段，越来越成气候。连锁化、集团化、一体化，用这些话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过分。而且盗版书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正规”，其装帧和印刷质量不但已可以假乱真，甚至可以超过正版；其销售也已不仅仅在街头巷尾、黄昏小摊，而是公然登堂入室，进入正规的大书店、大书城。以至一些深受其害者如王蒙、余秋雨等已几乎放弃了“打假”的努力。然而尽管装帧质量在不断地提高，盗版书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是文字质量。我们有时也很纳闷，现在科技水平这么高，现在盗版书又多采取复印、扫描、拍照等办法，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采用电脑录入的办法，为什么现在的盗版书还是有这么多的差错？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发生盗版的都是畅销书，面大量广，对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觑。政府等有关部门应下大力气解决这一问题。

新闻界和文艺界在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纯洁性上也责无旁贷。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对当今的电视节目发表了很多直率的批评意见。他建议我国的电视应采用分级制度，至少要区分严肃媒体和商业媒体，让商业回归商业，而让严肃媒体做严肃媒体该做的事，这样观众也可以有个选择。我们不知道有关部门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至少按现在这样两者相混的模式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我们在上编指出的一些制造中文危机的丑恶现象主要都出现在商业性的媒体上，但“严”“商”不分的现实就使得严肃正规的媒体也不得不代人受过。当然，区别两种媒体并不能根绝语文上的乱用、误用现象，但至少我们可以分清责任，区别对待，寻找对策，进行强化处理。例如近日来颇为广大群众拍手叫好的广电部门对“第一次心动”等一些恶俗电视、电台节目叫停的措施，就大张了正气，大快了人心。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如果我们能够分门别类，必要时也可出手这种断然的措施。另一方面，良果子和烂果子放在一起，受害的总是良果子。由于这种“严”“商”不分的现实，从商业行为开始的恶习只会再向严肃节目蔓延而不会沿相反的途径。前不久我们就听到上海市语委在上海明令禁止使用的“PK”一词出现在央视一位著名主持人的嘴里，而且是在很严肃的谈奥运的节目里，真让人为他难受。当然，央视可能有不同于上海的政策，“PK”一词也未必完全不可用，但严肃媒体人如果放弃阵地，向商业利益靠拢，其结果将是可忧的。

如前所说，文艺界正在实现着由文艺界向演艺界再向娱乐界的转变，当一切都变成娱乐，人人把自己看作小丑，把演出变成装疯卖傻、出丑弄怪，什么丑陋装什么、什么恶心说什么，但求迎合某些观众的哈哈一笑的时候，文艺就真的堕落了。文艺节目如此，文艺作品中的语言也是如此。很多人指出，北方的相声、南方的滑稽等不少以语言取胜的文艺形式，现在都在急速地堕落。在新闻界，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人特别是“娱记”，除了不断地制造“人咬狗”这类“爆料”、“另类”、“抢人眼球”的新闻外，在语言使用上也“语不惊人死不休”，“糟蹋经典”、“活剥成语”，“中外文夹杂”，“满口港台腔”，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目前中华母语受到如此严重的糟蹋和破坏，一些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误导责任。我们希望他们能认清自己的责任，改误导为“正导”，正本清源，在捍卫母语、使用规范正确的中文方面起积极的带头作用。

演艺界和传媒界往往有一种错觉，以为他们在做的是在为观众、听众和读者服务，他们的所作所为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观众是上帝”嘛！殊不知这只是一种假象。诚然，观众是分层次、分类别的，一些戏说、制造噱头的节目能够迎合一部分观众的需要，博得他们的喝彩。但是更需要提请媒体人注意的是，在信息不对称、观众只能被动接受的情况下，你们所得到的观众需求的信息只是你们自身愿望的放大。事实上，不是观众需要什么你们在制造什么，而是你们制造什么就误以为观众喜欢什么，前不久广电总局对“第一次心动”等节目的处理为什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拥护？并不是观众的需求变了，而是你们长期生活在自身愿望编织的光环里，看不到群众的真正需求。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节目就有什么样的观众，而不是相反。媒体人和演艺界确实身负重大的道德责任，是没有理由推向社会的。另一方面，观众也确实需要教育、需要引导。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他们的世界观尚未形成，从生理上来说正处于彷徨成熟期，各种新鲜的思想、事物和行为对他们最容易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一些青少年还处于叛逆期，对负面的东西比对正面的东西更容易接受。我们不要看他们追星时热泪盈眶、如痴如迷的假象，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是空虚的，他们的“追星”也是盲目的，过了这一段心理期他们都会为这一段时期的盲目冲动而后悔。只有居心叵测、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们才会有意利用青少年的无知心理来达到他们的可耻目的。有人会问：那么多的“粉丝”现象你怎么解释？我们说，只要看看纳粹德国就可以了，历史上的任何追星狂热还有超过那个年代的吗？还有比几乎全体德国人都成为“粉丝”的更大的粉丝群体吗？二次大战究竟是“粉丝”的需求还是希特勒们的需求？想想这些，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新闻、媒体、出版、文艺各界，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

充斥着整个翻译界、令人头痛的是比比皆是的翻译腔以及过分的异化现象。实际上，作为在语言特别是文字间的两种“相距遥远的语言”，中文和英文之间的互译必然是一种改写，甚至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再创造。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语言互译基础上的西方翻译理论事实上绝大多数不适合于中英互译。因此笔者曾建议要建立不同于西西互译的中西互译学，更可进一步进行中译外和外译中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在理论上不区分这种种不同性质的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过度推崇，而很少联系实际，解决中西互译问题；在实践上则既有跟着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的，也有公然主张不要任何理论指导的，而其结果都差不多：在英译中时胆子特别小，半步不敢离开原文的结构和辞藻，生怕有半点不忠实；在中译英时则胆子特别大，什么样的材料都敢译，其办法是找一本汉英字典，字字对译，以为这样就可以做到忠实、对等。这种“贴身翻译”的结果是造成了浓重的翻译腔。译出的外文外国人看不懂，而译出的中文中国人看了比看外文还累（如果他懂外文的话）。鲁迅的“硬译”，由于正好同后现代主义的“异化”在字面上相应，被一些人用来作翻译的不二法门，结果造成了翻译的许多“硬伤”，使翻译成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又一个污染之源。这种胡译，甚至出现在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的翻译上。有学者作过统计，仅一册《杰克·韦尔奇自传》中便共有1800多处错误，而它的销量却达60万册。在更多的学术著作中，随意地造词、造句更成了家常便饭。如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中，北京三联版的译文就出现了诸如“意谓”、“存有论”、“元在者”、“元力主义”、“在者性”、“哲学素”、“语义素”等等生造的汉语词汇。试想，当这种经典性的著作被广泛引用之后，大量不知所云的概念被奉为玄奥的思想标识，其结果，必然是汉语被轻易地扭曲和改写，并日益失去其思想表述和逻辑演绎的功能。看来，有必要呼吁在外语界和翻译界也出版一种类似《咬文嚼字》那样的期刊，请翻译家、翻译批评家和广大读者积极参与，共同来维护这些领域语言文字运用的纯洁性和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