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观下的物化
20世纪另一个流行的语言观是语言的工具观，由于列宁和斯大林先后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样的话，在50年代以后的中国更是最权威的语言观。在国际上，大半个世纪最具影响的语言观是前面说的语言的系统观或封闭观，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语用学等等的先后兴起，语言的工具观也得到了流行。说语言是交际工具，本来只是一种便利的比喻（据我们看来并不妥当），但有的语言学家就当了真，真把语言特别是文字看作冷冰冰的工具，好像是人的身外之物，更像一种现成的产品而不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因此就可以说要就要、说改就改，甚至说换就换的东西。例如魏建功先生说：
留形的符号本是把留声的符号由嘴里写到纸上而已，所以文字原本是将语言记到纸上的东西。文字简直是符号的符号。符号的运用要怎样方便就怎样运用，所以符号的规定是非常活动，随时可以修改，修改的次数越多，简便的程度越深。
钱玄同也有类似而更激进的说法，前文已经引过，这里不再赘引。傅斯年的工具观就更直接了：
总而言之，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开头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崇拜他以为神圣似的，是天下第一糊涂人。古时人用石具，现在人用铁具，问他何以不用石具呢？他定回答说石具不便的。独独不把这方便不方便的道理合在文字上，真是岂有此理的事。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说法正是20世纪在中国内地波澜壮阔的拼音化运动以及汉字简化过程中大量使用同音替代字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完全没有顾及语言和文字所承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从而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造成了相当的混乱，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人难以抹去的心头之痛。而在语文教育上造成了不重视文字、不重视书面语，轻率随便，对错别字轻描淡写，以及写作能力普遍下降的后果，甚至出现大学毕业生还写不通日常应用文等各种难以想象的情况。加之“人类文字发展方向是从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到表音文字，而表音文字中又以音素文字为最高阶段”等胡诌的说法，现在当然早已时过境迁，也许人们只把它当作笑话对待，但在当时对语言研究特别是对汉语研究的伤害却不容小觑，直至今天也不能说其流毒已经完全肃清。
语言沦为工具，语文教学自然就成了工厂。从此以后，语言被仅仅当作一门知识来教，活生生的语言被肢解为一个个知识点，课上课下，师生都浸润其中。所谓的标准化考试更是推波助澜，客观性试题越来越多，铺天盖地的选择题只需大笔一挥，分数便可信手拈来，至少也有25%的命中率，何需动太多的脑筋？语文教育渐渐变成了一个游戏，只有记住游戏规则的学生才能获胜，而那些违背了游戏规则的学生最后只能淘汰出局！长此以往，学生变成了做题的机器，老师成了公布答案的“公仆”！且与标准答案不能有丝毫的差异，否则，将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想而知，这样的课堂，这样的考试，如何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如何能锻炼学生的语文使用能力？语言工具化、客体化的结果对中国以外的语言教育也造成了伤害，甚至连欧美各国的语文水平在60年代以后也呈下降趋势，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中国，语言的工具观还产生了外国语言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作用，对语文教育产生着至今还挥之不去的影响。这就是工具观的泛政治化引申。一位党的高级干部提出共产党员要当“党的驯服工具”的理论，从而“工具”论泛滥，并且迅速影响到语文教育界。从1957年开始，以政治思想内容为中心的单元教学法应运而生，而教育质量却明显下降。这期间，1961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社论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党的教育方针出发，十分明确地指出：
语文，归根到底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是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工具，一句话，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
工具论主宰了中国语文教育达半个世纪，语文教育效率低下的状况也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直到现在，尽管语文教育新课标强调语文课的性质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但我非常怀疑人们对“工具性”的理解是否清楚，是否统一。从以往的大纲看，对工具的提法有“工具”、“基本工具”、“基础工具”、“交际工具”和“负载文化的工具”等等，其概念是非常混乱的。
追根溯源，我们认为语言的工具观不能辞其咎，因而进入21世纪，语言工具观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已处处挨打，只有在中国还有着市场。这偏偏是我们那些急于“同国际接轨”的学者们所没有注意到的。工具说在最新出版的语言学著作中还是赫然在目，灌输给莘莘学子，影响着他们的语言观。
批判了自足系统观（顺便带上了“先天本能观”）和工具观，四种语言观中只剩下了世界观说。我们认为，这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为正确的语言观。洪堡特在19世纪初提出的这一光辉思想，实际上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哲学界发生的语言转向的先驱。
所谓语言转向，就是把语言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哲学，这种转向被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与传统语言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一新的语言观把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认为，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是人的能力之一，而且构成人的行为本身，是思想本体。人的思维过程即语言过程，人的世界即语言的世界，人类正是以拥有语言的方式而拥有世界。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人的首要规定性：“人乃是会说话的生命体。……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又说：“语言担保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Ereignis）。”他的最著名的话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das Haus des Seins）”，把人的最高本质即存在归结为语言问题，这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新的认识，对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则进一步强调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他说：“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语言不只是人在世上的一种拥有物，而且人正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世界。”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语言是一种世界观”。“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语言和思维、思想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这样看来，20世纪学术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其说是语言“转向”，还不如说是发现了语言的深层的本质。语言不再只是“器”，而且也是“道”，语言是世界观，是思想、思维本身，语言与思想和思维不再是分离的，而是一体的。这个意义十分重大，它开启了从语言的角度对文化和文学进行深层研究的途径与方向。
但是现在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还只停留在技术研究和形式研究层面，没有把语言特别是汉语当成一种文化，从而导致了语言本体和汉语本体的迷失。不论是交际工具论还是符号系统论，都是把语言物化的从属论。而只要是从属论，就不可能从语言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语言问题，也就不能真正把握语言研究的真正方向和内容，更不能从语言哲学的高度，高屋建瓴地指导语言运用和语文教学的实践。
在汉字问题上，学者余秋雨说，“汉字是维系中华文明长寿的第一秘密。”这是20世纪语言转向在汉字领域的一句精彩表述。我想很多文化人一时恐怕还难以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汉字，包括跟随在后面的中国的语言文字系统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可以像箩筐一样，负载各种不同内容的句法结构和语音结构。但是，从深层次去思索，我们将会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