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音和文字

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对语言的论述中有几点对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语音是语言系统里最重要的部分；（2）文字是“符号的符号”；（3）语音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自然更是任意的、无理据的。

索绪尔的观点是适合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的。例如，蒙古国的文字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经历了很多次变革。从13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700年里，蒙古已先后使用过回鹘文、方块字、索云宝、竖体蒙文等近10种文字，平均每70年文字更新一次。20世纪初蒙古国独立之前，使用的还是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样的老蒙文；30年代以后，按照苏联老大哥的建议，使用了斯拉夫民族通用的西里尔文字；90年代中期，蒙古国内又发出了要将西里尔文字改为拉丁文字的呼声。前苏联的历史上也经历过大规模的文字改革。1917年后，50多个苏联少数民族创造了文字，其中一些民族的文字最初采用了拉丁字母或阿拉伯字母。但是在1936至1941年期间，它们都改用了斯拉夫字母。蒙古文和俄文都是拼音文字，文字改革都进行得比较成功顺利，这和其拼音文字的任意性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样的语言里，文字是符号的符号，用这套符号或那套符号，大体上说，都是可行的。

汉语的语音和文字在语言体系中的地位和印欧语有根本的不同。在汉语中，语音的地位并不重要，汉语中各方言对同一个字的读音可能千差万别，但所表达的概念却是同一个。但是，汉字是由象形文字演化来的表意文字，汉字和概念之间的关系都是有理据可循的。汉字绝不是“符号的符号”，这一点连“任意性”学说的鼻祖索绪尔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索绪尔认为：

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它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所以不致像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

传统的汉语研究始终是重理据、重文字的。中国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进了西方的语言理论后，普遍接受了索绪尔本来明显是针对西方语言的观点，改变了汉语研究传统，走上了重语音、轻文字的研究道路，进而要对汉字进行改革。但是，中国的文字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事实告诉我们汉语的拼音化是行不通的。

汉民族对汉字的感情恐怕是印欧语民族无法想象的。中国历来有“敬惜字纸”的传统，现在很多人已经淡漠了。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一次在台湾南部乡下，龙女士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她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字，对汉人来说是一种根植在心中的文化。我们无法想象，汉字也像前面提到的蒙文和俄文那样，某位领袖振臂一呼，马上变成另外一种文字体系。汉字，作为唯一一种仍在大规模使用的自源型表意文字，其普通语言学价值不可估量，是世界语言学的宝库，值得我们每一个汉字的使用者珍惜。

正确认识语音和文字在汉语和印欧语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汉字的理据性和印欧语文字的任意性是我们正确认识汉语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