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拼音，一语两文
所谓“一语两文”，“语”指语言，这里指的当然就是汉语；“文”指文字，“两文”就是“两种文字”，指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
一个国家只有一种正式语言、一种语言只有一种正式文字。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汉语拼音不是文字，上法第十八条也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字和拼音的关系是明确的，也不应该有什么纠缠。之所以我们这里把拼音列为两“字”之一，并要讨论它与国家法定文字—汉字间的纠缠，就是因为有人或有意、或无意始终想把汉语拼音当作一种文字，与汉字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从而在使用上、在教学上造成了一些混乱。
汉语拼音作为注音工具和汉语拼音作为文字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两者在历史上曾经混淆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汉语拼音其实是历史上两种努力合流的产物。
第一种努力是为汉字寻找一个合适的注音工具。汉字是一种建立在象形基础上的表意文字，虽然后起的形声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启示发音，但从总体上说汉字是不表音的。这就对学习汉字汉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东汉起，我们的祖先先后发明了直音和反切等为汉字注音的方法。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来标注所注汉字的读音。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大方便。明末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此外还有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提供了最早的经验。
受传教士的启发，中国人自己也开始了用拼音方法为汉字注音的努力。这个运动最早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1892年，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从此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汉字笔画式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注音字母，并通过了《国音推行方法七条》，费了许多周折，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1930年4月，国民政府发布关于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的第240号训令，认为“教育部前颁注音字母”，“惟其功用，亦不过或注字音，或注语音，足当音注而已；与假名相同，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徒滋歧误，所以应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副名实”。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符号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直到现在，还在我国台湾地区使用。
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11月，经教育部批准，教育部国语筹备统一会发出布告，确定印发《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宣布“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这就是国语罗马字运动。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行。
1958年以后，中国政府推出了汉语拼音方案，先后取代了注音符号和威妥玛式，成为目前国家认定、国际上承认的汉语拼音和注音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自制定以来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的语文课本采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扫盲课本也采用汉语拼音注音。在推广普通话和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汉语拼音方案》也起了很大作用。1978年9月，国务院批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1982年8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词语的国际标准。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指出，《汉语拼音方案》“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得到了应用，如编制索引、拼写我国人名地名、制定产品代号、设计手旗灯光通讯、制定聋哑人汉语手指字母、用于拼音电报，填补了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某些空缺，起到了汉字难以起到或不能起到的作用”。此外，汉语拼音字母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汉语拼音在电子计算机输入和输出汉字方面的应用也已取得了很大成功。
从东汉的直音、反切到汉语拼音方案的确立持续了两千年，可说体现了中国人为汉字寻找注音工具的不懈努力。
第二种努力则不仅仅是要创造一种新的注音方式，还要创制一种采用拼音方式的新文字来取代方块汉字。这一努力，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汉语拼音化运动或文字改革运动。它只有百年历史，从卢戆章中国切音新字到国语罗马字，其实都还是坐而论的阶段，真正起而行的阶段是从苏联指导下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始的。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最早的拉丁化新文字是由瞿秋白倡议设计的，于1929年和1930年分别发表《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内容是：一、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二、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1.字母；2.拼写规则；3.写法规则）。于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拉丁化新文字传入国内后，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688位文化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积极拥护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书—《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宣言书。
拉丁化新文字与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其重要领导人吴玉章等也是后来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而其核心的指导思想—用拉丁化的文字来取代汉字—也对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及汉语拼音方案形成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一方案的制订确有把汉语拼音当作汉语新文字的意思，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这一运动领导人的心目中是这样想的，表现在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有些人实质上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字来推行的。因此，《方案》的通过也被人看作是第二种努力的成果。
正因为《汉语拼音方案》是两千年来第一种努力（暂称作“注音派”）和一百年来第二种努力（暂称作“文字派”）交织的共同结果。那么，从哪一种角度去理解这一成果，就形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纠缠。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在从1958年到2000年这40多年里，注音派和文字派各行其是，都在按着自己的理解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尽管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就强调：“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实行过程中，“文字派”的势力要更大一些。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理论和实际都证明汉语拼音化道路走不通，因而2000年公布的《国家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只是“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之后，也就是从立法上确定了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否定了汉语拼音作为一种文字的可能性。此后，如果还有人抱着文字派的观点、沿用40年甚至是100年来的文字改革思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把汉语拼音当作文字来对待，就会造成“一语两文”的混乱现象。
理论上的表现主要是坚持文字改革的理论依据，即西方传入的“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论和“文字是工具的工具”论。由于这些主要体现在大学教材和语言理论家的论著里，与一般民众关系不大，我们这里暂不讨论。重点看实践上的表现。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并不是人人都仅仅把汉语拼音作为注音工具来处理的，有意无意间，我们还会把它当作潜在的文字来对待。
一个例子是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正词法的问题其实是在研制拼音文字的过程中产生的，1984年9月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用所为自己提出六项任务。其第二条是：“研究解决《汉语拼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如正词法、同音词问题，拼音电报等），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研究实验汉语拼音文字。”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有考虑把拼音当作文字来使用，才会出现要不要连写及如何连写的问题；“拼写和注音”只是为一个个的汉字解决拼写和注音，根本不存在分词连写问题，确定什么是词、什么不是词是语言研究和语法研究的问题。研究汉语拼音的正词法实际已经超出了其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的范围，是越俎代庖。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就是汉语拼音化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汉语拼音化之所以被宣布此路不通，不能解决同音字问题和不能解决分词问题是两个关键。我们看到，即使像越南语那样在历史上已经被迫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由于它历史上采用的是汉字，又是同汉语一样的所谓孤立语，因而至今没有尝试去搞什么分词连写或正词法，越南语至今还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分别拼写的。我们1996年通过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当时在文字派导向下的一个阶段性产物，虽然作出了一些规范，但在实践中还是遇到了许多问题，实行起来有不少困难。其制定规则的原则是：“以词为拼写单位，并适当考虑语音、语义等因素，同时考虑词形长短适度。”其中“适当考虑”和“同时考虑”都是弹性标准，而“以词为拼写单位”看似硬性标准，实际上这是个汉语语法搞了一百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一碰到具体情况往往难以落实。事实上，目前汉语拼音在分词连写上使用相当混乱，就是因为这些标准难以掌握。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真正从“拼写和注音”工具这个角度出发，也许会发现所谓“正词法”只是一个伪命题。现在的“纠缠”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我们肯定了汉语拼音只是个注音工具。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只有正式文字才需要的正词法规则，而在实际上依这个规则我们又无法完全解决正词法上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跟语文教育有关。《国家语言文字法》上规定：“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小学要教拼音，那是肯定的，问题是按文字派的思路教呢，还是按“注音派”的思路教？按文字派的思路，潜意识里拼音是汉字的替代品，比较起来，当然是拼音简单好学，因此小学甚至幼儿园从一开始就要教汉语拼音，拼音过关了，再慢慢过渡到教汉字。而按注音派的思路，既然拼音只是一个工具、一根拐杖，汉语拼音不能代替汉字，那么儿童从一开始接受母语教育就要从汉字着手。从古代起，一直到1958年，我们的初等教育都是直接从汉字着手的，从来没有成过问题。但是从1958年以后，由于文字派的主导，我们的初等教育逐渐变成了先教拼音，后教汉字。1982年，黑龙江省几所学校开始进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这项实验的经验迅速推向全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两千年语文教育的新的传统。如果现在有人提出学汉语可以从汉字直接开始，人们甚至会觉得诧异。即使在语言文字法颁布、确定汉语拼音的作用只是作为注音工具之后，这一教学习惯套路也被绝大多数学校和教师遵循着。
但这却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当作文字和当作注音工具，其教法是一样的吗？譬如英语中，用字母拼写的是文字，注音的工具是国际音标。我们在学校教小孩英语的时候，是直接教他字母拼成的单词呢，还是强令他一定先要学会国际音标？我相信不论在英语的母国英、美等，还是在学习英语的大国如中国，没有一个学校的一年级（更不要说是幼儿园小朋友）小学生是先要求他学会国际音标的。那么为什么到了学习我们自己母语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先学习跟我们的正式文字距离更远的、相当于音标的拼音呢？注音工具必须先学、法定文字却要后学，这是我们所说的又一个纠缠。孩子从入学第一天所接受的文字概念就是混乱的，这对他将来的语文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个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6年4月，第二届识字教育国际研讨会在首都师大国际会议交流中心召开。会议由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中国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协办。会上，与会专家就汉字识字教学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学习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原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邵宗杰在《语文教学的起点在哪里？》中提出“目前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不再以教儿童识汉字为起点，而是以教儿童学汉语拼音方案，学拉丁字母为起点了。教学中忽视民族传统的教学经验的继承，以及受汉字难学，走拉丁化道路等主张的干扰和影响，严重影响着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问题”，并指出“字，单音节的、拼形的、表意的方块文字，是汉语文的细胞和基石。研究、了解汉语文的特点和规律，应从研究、了解汉字入手，学习和掌握汉语文首先应认识、掌握汉字；教语文的，应从教人认识这单音节的、拼形的、表意的方块汉字开始”。目前，小学语文教学中过分强调甚至依赖拼音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课文，千篇一律地以汉字在下、拼音在上的形式出现，对孩子认读汉字非但没有一点帮助，反而增加了他们对拼音的依赖，大大减慢了学习汉字的速度，造成从意识上对汉字的隔膜。
由于50多年的实践，注音识字法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汉语启蒙教学方法，以至最新通过的小学语文教育课程标准还是坚持了这个做法。而同时，一些新的坚持以汉字为本的启蒙教育新主张也正在提出，并且以十余年时间、十几个省的广泛实验成果作为支撑。我们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辩。
第三个例子跟电脑输入有关。在电脑普及的今天，汉语拼音在解决中文信息输入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与五笔等字形输入法相比，拼音输入法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2005年10月，某报对两年来该报刊出的所有《错误与更正》做了分类统计。在对这些文字错误进行量化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拼音输入法”的错误率是“字形输入法”的9倍。统计显示，该报20个月中因电脑录入造成的错误共1896处，占错误总数的50%左右。而在与输入法相关的错误中，因“同音输入”造成的错误，如“突破”误为“图破”、“重点”误为“终点”等，共有1703处，占90%；因“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如“紧”误为“紫”、“租赁”误为“租凭”等，共有193处，占10%。鉴于这一统计的时间跨度长、范围广，且具有连续性，可以认为，其结果基本反映了拼音输入法和字形输入法造成中国出版物文字错误的比例。
如果说因电脑录入造成的错误多少和输入者认真与否有关的话，那么提笔忘字就和态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一个尴尬的事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曾就这一问题联合新浪网做了一个调查，一共有4102人参加。问题：写字的时候，经常觉得很费劲吗？答复：偶尔觉得很费劲，48%；经常觉得很费劲，28%；还有24%的人从来没有感到很费劲过。可见有近八成的人写字出现过费劲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觉得费劲，是因为什么原因？调查统计结果是：
也就是，在提笔写字觉得费劲的人中，37%认为自己经常提笔忘字，很多不难的字都忘了怎么写；22%承认自己想写东西的时候，就想找电脑，而不是笔；16%坦言自己除了名字写得还行，其他字写出来根本没法看；13%在写手机短信，或者是网上发帖子时，明知道是错别字，依旧照发不误；还有13%的人在听课或者开会时，最怕就是用笔记笔记。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公司职员乘飞机到上海出差，刚一落地，他发现自己的手机上传来一条信息，一看是老板发的，上面写着“速回坐机”。于是，他马上就坐飞机又回去了。回去以后，老板一看他就急了，你刚去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让我回来吗？”老板看了短信则说，“我什么时候让你回来了，我是让你回我的座机电话！”
看了这样的调查结果，有人也许会不以为然：现在处在一个电脑时代，我在电脑上打字，我不用写字，它不妨碍我交流啊！的确，在计算机时代，键盘输入取代人工书写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母语是英语等拼音文字的人来说，长期使用电脑输入文字来代替手写不会造成提笔忘字，因为拼音文字的电脑输入和用笔书写是完全一致的，输入的时候是按照从前往后线行排列去输入，写的时候还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而我们使用拼音输入法输入汉字的情况则不同，输入的顺序并不是书写的顺序。越来越多的人提笔忘字，甚至不会写字，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从未有过的一件怪事，这种现象与拼音输入法可说大有关系。而网络语言之产生，也与汉语拼音输入法有关：由于汉语的同音字、词太多，一键敲下去，有时会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汉字组合，就正好被爱好新奇的“大虾”们用上，一条条怪词就出来了。这就造成了“用汉字、输拼音”而又“输拼音、造汉词”的第三种纠缠。
有人说，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就是把拼音字母当成了思维和书写的载体，而汉字的笔画和结构却变成思维和书写的客体，汉字因此蜕变成汉语的“第二层衣服”，亦即成了拼音字母的衣服。这种主客易位、本末倒置的做法是对汉字的自我疏远，是对运用汉字能力的销蚀。汉语中不计声调的有效拼音只有400多种，而最基本的“国家标准汉字集”的字数是6763个，其中读“yi”音的字有101个，发“li”音的字有88个，拼音与字形根本不能一一对应。汉字的“音”是衣，“形”才是身。“弃形留音”，等于“舍身存衣”。拼音输入法离开了对汉字造字元素的直接思考和运用，结果使汉字本身所固有的文化遗传基因逐渐变得淡漠。
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我们终于突破了汉字输入电脑的瓶颈，汉字也没有在电脑时代被宣判“死刑”。但是，为了所谓的“不用学习”而盛行的“拼音输入法”，实际上正裹挟着汉字在“拼音化道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汉字正走向国际，欧美多个国家已出现了汉语热和汉字热，常可见到外国人在“米”字格上练习写汉字，其认真、其执著，的确令提笔忘字的中国人感佩。拼音输入的错误率竟然是字形输入的9倍。这个惊人的数字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