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地读，无序地写

母语的学习，读写是核心。叶圣陶先生早在1945年就说过：“国文教育自有他独当其任的任务，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们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少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

在白话文产生以前，可说我国早就形成了一个中文读写教育的有效传统。用张志公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抓两件事，一是识字。二是做文章。识字包括从“三、百、千”到“四书五经”的阅读训练，写文章包括从对对子开始到做八股文的文章训练。这套办法对文言文教学是行之有效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之后，这套办法自然也弃之不用了。然而新的白话文怎么教、怎么学？倡导者却没有告诉我们很好的办法。傅斯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怎样做白话文》，提出两个办法，一是留心自己的说话（因为他理解的白话文就是“我手写我口”）。二是直译西洋的词法句法（他主张白话文要建立在欧化文的基础上）。尽管许多人实际上是按此办法在做，但直接提出来作为语文教学方法好像也不适宜。因此怎么进行阅读与写作训练，其实几十年来并没有很好解决过。

例如阅读的问题。读有默读，有朗读，前者不出声，后者出声，传统语文教育对这两者同样重视，对后者甚至更重视。我们常用“书声琅琅”来描写旧时私塾或学校的学习气氛，我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候（解放初期）教室里也常常是“哇啦哇啦”的一片读书声，但这种声音现在是越来越听不到了。对于读，古人还发明了一种吟诵法，所谓吟指吟咏诗歌（例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所谓诵指诵读文章（例如“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古人在长期的语文实践中形成了吟诵的传统，读诗文都有一种特别的调子。用这种调子来吟读古典诗文，可起一唱三叹，加深理解和记忆的作用。古代蒙学教材都采用韵文方式，恐怕也是因为便于吟诵、便于记忆的考虑。现在的读已变成了纯粹的默读，传统的吟诵法早就不受重视，以至现在已经濒临失传，很多年轻人已不知道中国传统还有这么个东西，也没有听过吟诵是怎么回事，以为就相当于话剧演员的朗诵，事实上现在很多所谓古诗吟诵的音带实际上就是话剧演员或播音员在那里朗诵。而即使是朗诵教学，在语文教育中也不占什么地位。甚至朗读也正被默读和做练习所取代。阅读教学没有了读，只剩下阅。常常见到，学生只是坐在书桌前愁眉苦脸地阅书。更有甚者，学生还要面对一大堆阅读理解材料，实际上是一大堆书面作业。教学是以讲代读，以析代练，把喋喋不休的讲解、不厌其烦的分析当作阅读教学的主要内容，本来十分有趣的课文，被解析成作家作品、时代背景、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几大块，以及字、词、句、篇的无穷无尽的分析，使本该生动的阅读教学变成味同嚼蜡的说教课。这样，老师讲得很累，学生听得很苦。这样的教学怎么能把孩子的情绪调动起来，让孩子培养学习语文的兴趣呢？阅读课没有读，这是不是背离了语文教育的精神呢？好像还没有看到什么人对此进行过认真的研究。

写的关键在于设计出一套循序渐进、行之有效的写作训练方法。我们确实有过不少写作练习、作文技巧、作文大全之类的东西，但就没有一套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训练模式。古人在文言文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怎么教写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这就是从对对子开始到八股文的程式训练，有一套按部就班的练习步骤，教师学生都可依此进行操练。八股文训练，受人诟病，但人们没有看到，作为应用文或抒情表意的正式文章，八股文确实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作为对学生作文的机械训练，它却有无法取代的功用，甚至可说是很科学的方法。只是我们在取消科举以及八股文训练之后，对于怎么指导写文章，我们至今拿不出一套科学的训练办法来。从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来看，仿也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对对子其实就是一种仿的写作实践，根据上联写出下联，有严格的要求，又有确定的范围，学生既受到很大的拘束，又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而我们在抛弃传统、接过西方式的语言教学方法后，在写的方面，从一开始的“用下面的词造句”这类练习起就使人无法捉摸，因为学生一无依傍，必须靠凭空悬想来造句；而教师的判分高低也没有什么依据。到了作文阶段时，几乎都是命题作文，多数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和自我需要，脱离他们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情感，造成学生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找不到语言来表达，不想说的却能说出一大套空话、套话、假话。而且归根结底，作文看重的是思想内容，学生在语文水平上有什么提高，这一篇跟上一篇相比有什么进步，不管是教者还是学习者，其实都是心中无数。说得不客气一点，一篇作文题可以从中学用到大学，写完了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进步。语文教学在引进了西方“科学”的语言学、写作学、文艺学等等之后，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先读什么后读什么，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几乎都是无序的，任意的。在所有的学科里，语文成了最缺乏科学性的学科，从性质、目标到程序、方法，都拿不出一套有说服力的东西来。教师不知道为何要教、如何去教，学生也不知道为何要学、如何去学，这样的教学，如何指望它能取得好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