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中心带来了什么
《马氏文通》带来的最大变化，也是造成汉语的现代研究与传统研究最大区别的，是语法中心取代了文字中心。《马氏文通》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的最大意义是引进了西方的语法框架，从而改变了几千年来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格局。从好的方面说，使汉语语法研究从此纳入了世界语法研究的大环境；从不利的方面说，使汉语语法研究从此离开了自己几千年的传统，而背上了西方语法传统沉重的十字架。此后几十年中国语法学家之所以对《马氏文通》“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就出于这种两难心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传统的语言研究是以训诂学为核心，以音韵学、文字学为辅助的“小学”研究。这种研究格局的核心就是语义问题，也就是说，其他的研究都是围绕语义进行的。音韵学“以音解义”，文字学则“以形释义”、“以形构义”。汉语经过几千年使用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语言，有着自身独特的语文教学和语言研究传统。传统的汉语研究很少谈语法，但讲究“文法”—作文之法，而作文法中最强调的是“神气”。所谓的“神气”，说穿了就是音节的调配使用和节奏的控制。音节和节律完全应该看作是一种语法手段，对于汉语来说，尤其是一种富有特色的手段。现在看来，这种研究格局是对的。语言研究虽然可以研究语法，但却不一定非得以语法为中心。语法的研究应该是为语义研究服务的，而绝非相反。语言研究只研究语法而不研究语义，则是本末倒置，犯了买椟还珠的笑话。
现代意义上的语法研究是从1898年《马氏文通》才开始的。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传统的研究都逐渐暗淡了下去。在古代只是偶尔涉及的文法之学却一下成了语言研究的绝对中心。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欺负了几十年之后，人们变得垂头丧气，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在语言上也接受了“汉语低级”的说法。近50年来我们国内的语法研究一直虔诚地跟在西方后面走，误以为这就是语言研究的全部，距离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越来越远。
一百年来，无论从论著发表的数量看，还是从研究者队伍的庞大看，语法都占了压倒性的优势。时至今日，可以说在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研究中，十之七八是主要或者兼搞语法研究的；搞理论语言学的，主要兴趣也在语法。问题在于，语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地位的改变究竟带来了什么？
第一，语法研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马建忠编写《马氏文通》的当时是踌躇满志的，也充满了自信。他信心百倍地提出，有了他这本语法书之后，“儿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
他和后来的许多语法研究者都相信，语法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条捷径，可以使人更快更好地掌握语言。中国以前识文断字的人不多，语文教育不普及，学习本国语所花时间要比外国人多得多，就是因为没有语法。好了，现在有了语法，语文教育的速度和质量应该大大提高了。可是一百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说，50年代之前语法主要还是大学里学者们的事的话，50年代以后真正地深入到了中小学教学。到了后来，小学里就讲名动形、主谓宾，中学里就已基本上学完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要内容，可是语文教育的质量和速度提高了没有呢？不客气地说，不但没有，反而日益下降，以至到了今天，语文教育质量下降成了人们最愤慨的社会话题之一。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语法教育不应也无力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语法教育的无能、无效，却是明摆着的。究其原因，恐怕马建忠本来的认识就是错误的，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当时他和其他一些语文改革家对西方语言的认识其实是理想化的，例如他说：
吾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
事实上，英国学者斯威特早在1899年就指出，学语法为了更好掌握本国语，纠正方言土风及其他不良语言习惯，是一种陈腐见解。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都曾发生过要不要上语法课（中国称之为淡化语法）的讨论，其基本认识就是语法对学习本国语无用。目前世界各国对本国语的语法教育普遍淡化，就是这一认识在教育上的反映。
第二，语法研究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前面说到，20世纪以来的汉语研究中，人们最关注、投入力量最多的是语法，当然发表成果最多的也是语法。百年来语言学界一些轰动性的大事，除了甲骨文出土和敦煌抄卷的发现外，可说多数都与语法有关。但偏偏是语法研究的成就最为可疑。在汗牛充栋的语法论著中，到了今天回过头去看，真正给人以启发的还就是20世纪初的《马氏文通》，40年代王力、吕叔湘的那几部，及60年代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语法学界津津乐道的几次“大论战”，其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无论是50年代的词类问题、主语宾语，60年代的单句复句，80年代的析句方法，热闹了一阵子之后，通通没有了下文。更形成讽刺的是，以前遭到否定的一些观点，如高名凯的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等，近年来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理解。语法研究一百年，对外没有解决好与语文学习的关系问题，对内没有解决好自身体系的建设问题，就在体系之争、术语之争、方法之争中吵吵嚷嚷地度过去了。50年代搞了个“暂拟系统”，后来被指责为“不成熟”、“不符合汉语实际”，但经过一番争论，80年代却搞出了个更不成熟、更不符合汉语实际，因而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更不受欢迎的“试用提要”。这不能不使人怀疑，20世纪汉语研究中形成的这种不合理的布局，是不是一种失误？
第三，对语法及其作用的再认识。
“语法中心观”的形成同样有其历史与文化原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在19世纪及以前的西方诸国，还是拉丁语的天下，各民族语言的语法虽已产生，但无不以拉丁语法为指归，以拉丁语的语言观为观察问题的指针。拉丁文是一种形态非常丰富的屈折语言，有繁复的形态及形式变化，不了解这些变化、不掌握这些规则，拉丁语的学习就无从谈起。因而学习拉丁语，就意味着学习和掌握这些规则。但是可以想见，当拉丁语还是活的语言的时候，使用拉丁语的罗马人是并不需要记住这些规则再去使用的，就好像现在，无论在外族人看来多么困难、多么不可理喻的语言，本族儿童学习起来毫不费力。可是在将近一千年间，对于欧洲人而言，拉丁语既是他们必须学会的共同语言，同时却又是一门外语。拉丁语的种种语法变化规则对他们来说，都是必须死记硬背的东西。这就形成了欧洲人的语法中心传统。
但是，说到底语法是个事后归纳的东西，是先有语言事实再归纳出若干规律，而不是先有了规律，再以此来进行语言活动。因此，离开语言实践，无论学本族语还是外国语，语法都没有太大用处。这个道理，严复早就看到了，他说：
庄周曰：“生于齐者，不能不齐言；生于楚者，不能不楚言。”小儿之学语，耳熟口从，习然而已。安有所谓法者哉！故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诚欲精通英文，则在博学多通，熟之而已。使徒执是编以为已足，是无异钞食单而以果腹，诵书谱而遂废临池，斯无望已。
细读严氏《英文汉诂叙》，可知其语言观、语法观与马氏截然相反，许多看法今日读来仍觉亲切，非常值得语法研究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