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繁体：何时一体
世界上恐怕没有别的语言像中文一样，在同一时期拥有两套文字体系，给中文的使用和推广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说中文的危机，这可能是个很大的因素。
说繁体字和简体字是两套文字体系，那也不尽然。真的是互不相关的两套，倒也好办了。例如像英文的大写和小写，或印刷体和手写体，就是互不相关的两套。这反而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明确加以区分，各派各的用处。中文的两套字表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国家语言文字法》中对文字部分是这样规定的：“第二条：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十七条：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法里没有定义什么是简体字，只说了“规范字”，但从第十七条把“繁体字、异体字”作为“规范字”对立面的角度看，实际上“规范字”指的就是“简体字”加上没有简化的字。一般认为，目前中国内地和新加坡使用简体字，港台地区使用繁体字，其实两者共同的即“没有简化的字”部分占多数，约70%-75%，真正不同的只占25%-30%。但就是这25%-30%造成了麻烦，或我们所说的纠缠。
纠缠之一，是造成了历史和地理的两个断层。所谓历史的断层，是指在1956年以后接受教育的内地年轻人基本上不认识繁体字，从而不能直接阅读几千年留传下来的典籍，要了解古代的东西，要么接受别人的解释、今译，要么阅读采用简体字的选读本。这两者都在原作与读者之间砌起了一道墙，从此典籍对年轻人失去了亲切感。这在心理上的损伤是极难弥补的。当前年轻一代反复质疑古书无用，有关部门和人士对中小学教材中文言文的各种反对意见与这种断层感大有关系。所谓地理的断层是在内地和港台间造成了隔阂。本来，书同文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保持团结的强大凝聚力，但现在，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人读彼此的东西却要隔一层。老实说，这只会加强疏远感而不是亲近感。几十年来文字问题的政治化又使得繁简字问题成为两岸政治的角力。
纠缠之二，是在汉语国际传播中人为制造一个新的麻烦。当前全世界出现了汉语热，学习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于用惯拼音文字的人来说，中文和汉字本来就不好学，加上中文本身就有两套，更使很多外国人无所适从，或者增加他们的学习负担，或者吓退了一部分潜在的学习者。对此有人简单地想，现在内地的影响比台湾地区要大得多，世界上学习简体字版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繁体字版中文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但实际并不如此简单，首先，简体和繁体都是中文，学简体学繁体都是学中文，两岸本来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合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内耗的场所。第二，从海外的汉语教学市场来看，目前繁体字版（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出版的）的中文教材已形成了自己的市场，强行抑此尊彼有害无利，反而会使外国人感到不可理解。第三，对于能够理解简繁字背景的外国人，为了实际需要（例如与中国内地、台湾都要做生意）就不得不学两套文字，增加了他们的学习成本，也增加了汉语走向世界的困难。
纠缠之三是实际上，即使在中国内地，繁体字也未绝迹，而且不可能绝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了可以保留和使用繁体字和异体字的六种情况：“（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凡事一有例外，就很难贯彻到底。而且这几条包含的范围极广。而且既然保留了，就会要求辨识，例如文物古迹中的繁体字，我们就不能说只准有关专家去研究，而不准一般人染指。事实上，现在很少年轻人会去参观西安碑林那样的地方，因为大多数字不认识，参观已没有了意义。第三、第四条，既然有人要写，就希望别人都能认，一家商店的招牌总不希望没有人认识上面的字吧？第五、第六条更是灵活，尤其是第五条，实际上使现在的繁体字以及异体字使用没有也无法绝迹。古汉语、古代文学、中国历史、中医学的教材需要出版繁体字本，否则不利于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而重要的古籍或者不是普及本的古籍，在出版时还必须用繁体字甚至用影印本，这倒不完全是为了照顾一部分熟悉繁体字的读者，而是简体字本来就不是为古籍设置的，由于繁简字的不完全对应，使得古籍的简体字本引起误读的地方甚多，许多必须使用古籍的人对简体版的古书有一种不信任感，从心理上排斥。由于这样，客观上造成了繁简字并存的局面，而且不可能消失。
纠缠之四是目前有关方面拿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科技的进步，原来推行简体字的理论基础（如汉字难学难认、难记难写，汉字数量太多、笔画太繁，汉字无法机械化、电脑化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例如农史学家游修龄就指出，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理论错觉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简体字和繁体字，所花的时间目力同笔画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花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画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画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画地写。任何笔画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简化字的理论基础受到了质疑，而回到繁体字又基本上没有可能。一是因为汉字简化已推行了50年，只识简体的一代人成了当今社会的主体，他们是反对回到繁体字的一股强大力量。最近，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超女张靓颖“不识繁体字，颁奖礼上乱念字引争议”的消息。据报道，张靓颖作为香港金像奖的颁奖嘉宾，在颁奖时被拿到的获奖名单难倒。名单上赫然写着“邹志盛”和“佘国亮”两个名字，张靓颖却屡屡念错，甚至连“国”都不认识，现场哗然，事后很多网友指责张靓颖“没文化”。其实，任何在简体字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可能遭遇这种“没文化”的事儿。这并不是张靓颖一个人的问题。二是繁体字本身确实也有自身的问题，当初推行简化字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不能因为现在发现简化带来了很多麻烦，就毫无保留地完全支持简化前的繁体字。这两个因素，就使得有关方面十分为难，进也不是，退又不能，想搞一个折中的规范字方案，也迟迟难以出台。
纠缠之五是从最现实的角度看，由于各种原因（如考虑到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侨，《人民日报》要出海外版；港台影视、歌曲与大陆的交流；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等）需要进行繁简对换，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1.简化方案中以“一简对多繁”
汉字简化方案在制定时，是被当作汉字拼音化的准备工作来做的，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主要着眼于当代，忽视了某些汉字在古代的特殊用法。简化方案制定过程中，“同音代替”被当作一种重要的简化方式，随之产生了“一简对多繁”的问题，即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繁体字。这些被合并的字有些意义相差很大，甚至毫不相干，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比如
余、云云
后、里里、松
、谷谷、斗斗、几几、徵征、曲
、丰丰、表
、冲冲、叶叶、种种、尽
、发
、历
、干
乾、复覆
、雕凋
等。一位网友说，“我小时候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十二生肖要把牛叫做‘丑’，可它并不丑啊。后来读了一些专门的文献才知道，原来我们常用的‘丑’字是子丑寅卯的丑，长相难看之‘丑’有专用字‘
’。”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现代作家宗璞，本名冯锺璞。实行简化字后，锺、钟二字都简化为“钟”。于是，锺天地之灵秀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成了一回事，颇令宗璞感到不悦，于是改用笔名宗璞。著名学者钱锺书毕生不肯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钱“钟”书，更是大家熟知的事。同音合并在本质上是以拼音文字的规则来对待汉字，一对多的简化方式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现代人对汉语字义辨别笼统，模糊、粗糙而不讲究，不能区分文字的精确意义。另一个后果是，在需要把简化字转化成繁体字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该转换成哪个字，电脑也无法识别这个需要转化的简体字应该转为哪个繁体字。例如“范”字转换时，可能转换成“范”，也可能仍用“范”。“范”的义项较窄，而“范”使用较广。如果我们按常用原则，将“范”转换成“范”，则就会出现“范成大”、“范仲淹”等笑话。又如“发”对应两个繁体字“发”和“
”，街上随处可见“发廊”、“美发”的招牌，画家程十发成了“程十发”。“农
”写成了“农历”。天台山、天台宗也常被一些繁体排印的书籍报刊印成“天
”。“慈禧太后”转换成“慈禧太
”；“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
移”；“莫干山”转换成“莫
山”；“万里长征”变成“万里长
”。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
飞”。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宁稼雨说，他有时遇到台湾学者，对方往往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的姓，因为“宁”对应两个繁体字，既可能是读二声的“宁”，也可能是读四声的“
”。目前，繁简转换软件的正确率还比较低，有人说：“一旦要在电脑上将一篇文章由简体转成繁体，那简直是一场灾难。电脑无法识别一个简体字应该转成哪个繁体，最后出来的结果必然是一片狼藉。”
2.类推简化带来的问题
我国推行的《简化字总表》分成三个表。第一表列出350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列出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这些简化字和简化偏旁构成了汉字简化的类推规则。第三表收入类推出来的简化字1753个，类推的范围为《新华字典》中的8000多个汉字。当时对扩大类推范围后产生的问题缺乏研究和估计，总表注明了“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的说明。类推简化原则的确定，给现行的汉字体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号称集古今汉字之大成、1716年问世的《康熙字典》共收录了47000多个汉字，经过200年，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收字48000多，才增加了1000多字。而根据类推简化的原则推行简化字之后，汉字的数量激增，目前最大的汉字字库已收入有出处的汉字91251个。汉字简化原想减少汉字总量，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需要学习者的负担。另外，实行类推简化之后出现了一批同形字；有些繁体字类推简化后，原字的结构被破坏，影响了字形的美观。另外，由于存在一表和二表两种不同的简化方式，影响了汉字简化的系统性。如“脑、恼”分别简化为“脑、恼”，但“瑙”却没有简化；又如“芦、炉、庐、驴”简化为“芦、炉、庐、驴”，而其他从“卢”的字则将所含的“卢”类推简化为“卢”，如“颅、泸、轳、鲈”。
客观地说，繁体字和简体字各有优劣，而且已经形成了并存的现实。而长期以来的纠缠不清也给中文的使用和推广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正在考验着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