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语与口语

口语和书面语是语言的两种不同形式。书面语是靠文字记载的，是一种“写—读”的形式；口语是以语音为物质载体的，是一种“说—听”的形式。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至今还有许多民族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因此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书面语与口语相互影响。口语成分也不断被吸收进书面语，使书面语不断丰富生动；书面语的成分不断进入口语，使口语向着规范的方向发展。

一般的语言学教科书上，关于口语和书面语关系的论述，大多到此为止。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却往往被人忽视，那就是书面语是比口语更高层次的语言表达形式。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书面语的使用范围上，几乎所有正式的、规范的语言交际，都需依赖书面语的表达。即使是在西方注重口语的环境下，哪一位要人发表演讲，不是事先备好稿件，并且数易其稿，反复修改，十分注重遣词造句、结构修辞呢？另外，留声机是19世纪末期的发明，至今录音设备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还是奢侈品。一种文化要传承，是必须依赖书面语的。连索绪尔都承认书面语和文字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

我们一般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

前面的讨论提到，印欧语和汉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文字形式，拼音文字记音而汉字表意。文字体系的差异也给印欧语和汉语的传统带来深刻的影响。徐通锵先生在论述这种差异时说：

印欧语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的特点是视觉依附于听觉，文字的拼写法需要随着语言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而汉语与汉字的关系的特点与印欧语不同，文字并不需要和语言的变化挂钩。这种差异制约着文化传统的形成和传承，如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印欧语社团“重语轻文”，而汉语则反之，是“重文轻语”，始终坚持“书同文”，基本上不管“言异语”，彼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和欧洲历史上都长期存在着口语和书面语分家的局面：在中国，文言文作为古代的书面语形式，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和口语明显地脱节了，这种脱节以后愈演愈烈，造成了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尖锐的对立。在西方，拉丁语成为各国的书面语，而当时各国的平民都用各地的方言作为口头的交流形式。西方的拼音文字，以字记音，书写形式和口说的形式的差别不会太大。文艺复兴时期，不同地区的人根据自己的方言特点发展出不同的拼音文字，建立了法、意、西、葡、罗等国家，形成了欧洲大陆小国林立的局面，拉丁语也随之成为一门“死语言”。而汉字因为不记音而表意，各地不同方言发音不同的同一个意思，都用相同的汉字表示。汉字历经几千年沧桑，虽然字形经过几次变化，但本质没变，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汉字的超方言性和稳定性，对汉民族的形成和维系、对中国长期以来保持大一统的局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书同文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奉行的政策，文即书面语在汉语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应该说，口语第一性、书面语第二性的论断是科学的。但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使用汉字系统、有着几千年深厚历史积淀的国家，书面语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要比印欧语重要得多。索绪尔提出语言学的对象是口说的词（即口语）这一观点之后，出现了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排斥书面语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这种重语轻文的印欧语传统也影响了中国一百年来的语言政策、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其实，即使西方现在也有学者开始反思轻视书面语带来的负面后果。而在中国重新审视书面语的重要作用对我们传承中国古典文化、提高语言表达水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