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借鉴只是借鉴
1898年，是中国语言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马建忠出版了《马氏文通》，“依西文已有之规矩”，构建起了汉语的葛朗玛（语法）大厦，创建了与西方语言（拉丁语）一致的语法体系。《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汉语研究进入了现代期，进入了世界语言研究的共同轨道，成为全人类语言研究的一部分。然而，被后人诟病为“拉丁文法汉证”的《马氏文通》完全仿照西方语言建构汉语的语法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研究的格局。从此，现代化的汉语研究脱离了中国几千年来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研究传统，不断与西方“接轨”。
虽然，越来越多的汉语研究学者认识到发掘汉语自身特点、建立适合汉语的语法体系的重要性，力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朱德熙语）、扭转“跟着转”（吕叔湘语）的局面，但汉语研究却始终生活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子里。从近百年汉语研究的历史上看，各个时期的成果背后，或多或少都有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马氏文通》背后，是直到19世纪末欧洲拉丁语法独霸天下局面之下产生的普世语法观。20世纪40年代是我国汉语研究比较坚持发掘汉语特色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三大语法著作——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和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都深受英国斯威特、丹麦叶斯帕森等学者所倡导的描写性研究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前，汉语的研究除了深受前苏联语言学的影响外，还受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术交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一时间，美国结构主义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关联理论、认知语法都先后进入中国，在中国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学术热潮。
在西方语言理论的指导下，汉语的发展和汉语的研究却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可以说，《马氏文通》发表之后的汉语研究总体上来说是不成功的。这段弯路集中体现在汉语文言文的废弃上，体现在汉语“拼音化”的道路上，体现在外语式的母语教学上，体现在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上。本书前面的部分，已经对这一段弯路作了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西方的语言理论不仅改变了汉语的发展轨迹，还影响着语言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汉语研究，已经离不开西方语言理论的体系和术语。这表明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把中国的语言研究纳入西方的理论体系。事实上，不仅语言研究存在着依赖西方理论的现象，和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哲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和教学研究，其整套理论体系也都来自西方。似乎中国现当代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离开了西方理论的术语，就不会说话了。失去话语权的中国学者，只能戴着西方的镣铐跳舞。
西方的理论要不要引进？当然要。中国传统的语言理论，有许多不足的地方，确实需要西方理论的充实和丰富。对西方理论持否定的态度，关起门来搞研究，搞“中国中心主义”，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对待西方的理论，中国的语言学者要有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取长补短，才能有所建树。但西方的语言理论如何为我所用，却取决于我们借鉴引进的态度和方法。
1.语言学者要深刻认识中西语言文字的本质性差异。
汉语和西方的印欧语分属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在语言上，印欧语是屈折语，有丰富的形态，语法的核心建立在形态基础上的主谓一致，词类和句子成分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印欧语的语法即是词法和句法的总和。汉语是孤立语，词语没有形态，句子也不靠主谓一致关系来组织，无法参照印欧语进行明确的词类和句子成分划分，也没有印欧语那样可以对勘的词法和句法。在文字上，印欧语先民在自身语言的基础上，借用了源自其他文明的文字，所以，印欧语文字记录的是语音；由于语音只是意义的符号，因而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则是由汉民族先民自创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是世界上现今仍在广泛使用的唯一的自源性表意文字；汉字不经过语音这一媒介，直接传达意义，是汉人的第二语言。
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发展史上，长期以来，极少有学者真正会说汉语、了解汉语或从事过汉西互译的实践，双方的交往也少之又少。可以说，中国和西方的语言交往基本上是隔绝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语言研究者在制定发展他们的语言理论时，很少会考虑汉语的情况。西方的语言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汉语问题，是很难说的。然而，我们在借鉴和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时，往往忽视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反而自得于汉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共性”。
汉语研究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现代化的汉语研究百年来，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拿来西方的普世语法观和语音中心主义。这两条原则本是针对印欧语谱系内部各语言的，而我们的语言学者在其指导下，参照西方语言和拼音文字对汉语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口语相对书面语是第一性的，于是我们革了文言文的命；文字是符号的符号，于是我们推行汉语拼音化；语法是语言研究的中心，于是我们要从没有语法到自建语法，并且展开了范围广泛、轰轰烈烈的若干次“大论战”，前后跨度几十年，却一个实际问题也没解决，最后都不了了之。
中国的语言学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对比中，对差异的清醒认识远比共同点来得重要。在借鉴西方语言理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仔细分析一下，这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汉语的特点。
2.语言学者要深入了解西方语言理论的特定历史背景和局限性，避免对西方理论的误读。
误读是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学术交流、理论借鉴，说到底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也存在着误读的现象。凡是理论，其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其应用也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而我们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的语言理论时，却往往忽视了理论体系背后的种种限制性，造成了对理论的误读。
例如，普通语言学理论是指导全人类语言研究的基础理论，应该能够适用于各种语言。《普通语言学》课程是我国各大专院校语言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全国各院校系所不论是外语系还是中文系，大都开设此课。但是，翻开目前所使用的几十种普通语言学教材，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教材不如改名“西方语言学”或“印欧语言学”来得贴切。这种现象当然和目前印欧语的研究相对成熟有关，但其根源在中国语言学者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西方语言理论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局限性。西方理论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自己！
又如，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产生，是和“抢救”北美印第安语的行动分不开的。因为语言研究者面对的是散落在各地的、谁也不懂的语言，所以描写主义强调“田野工作”，又发展了“发现程序”、“分布理论”、“直接成分分析法”等一整套理论方法，以应对一片混沌的陌生语言。知道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在把美国描写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引进时，就要冒着把汉语当作谁也不懂的印第安语言的危险。
再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原本带有非常浓厚的后殖民背景，是针对美国在翻译别国文献时采取的策略提出的。美国作为独霸全球的超级大国，处于强势文化地位，在译介弱势文化的作品时，高高在上，一律采取归化的译法。韦努蒂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故而主张“异化论”。在韦努蒂的话语里，“归化”实际上代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和剥夺，而“异化”则代表对这种侵吞和剥夺的抵制。然而，在当前汉语文化相对于英语文化的弱势地位背景下，仍有翻译研究者和译者高举韦努蒂“异化论”的大旗，不断生产出佶屈聱牙的“翻译腔”作品来。难怪有学者提出外文译介已经成为当代汉语的“污染源”之一了。
3.尊重汉语语言事实，不要盲目攀附西方理论。
忽视中西语言间的差异、对西方理论的误读常常会导致理论的滥用。但是，我们尤其要警惕的一种滥用是：置汉语的事实不顾，强搬硬套，所谓“拉大旗作虎皮”是也。这种“傍外国理论大款”的现象，在当今的中国语言研究界，可说不在少数。写一篇论文，不管是否必要，总要有些西方的“先进”理论撑门面；如果没有，似乎就拿不出手，上不了台面。
比如，在西方译论层出不穷、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国的传统译论—“信、达、雅”、“神似”、“化境”—早已成明日黄花。翻开有关翻译的学术论文，满眼皆是“功能对等”、“多元系统”、“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主体性”等。有些学者，奔走于这些先进理论之间，唯恐自己的著述脱离这些理论的术语。本来用“直译”、“意译”就能讲清的道理，非要冠以“归化”、“异化”不可（而实质还是对后者的误读）。这种攀附洋理论的做法，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本来没有被误读的理论，几经以讹传讹的攀附，也会引起人们理解上的偏差，造成本不该发生的混乱。
还有，在运用西方理论分析汉语时，往往忽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和中国人对汉语天然的语感，一味追求理论的完美和推理的严密，甚至不惜采用明显欧化的例子作语料，从而得出汉语和英语之间主要是“同”，而不是“异”的结论。这样的论证看似无懈可击，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翻译、教学上的实际问题，则是个很大的疑问。这种来自形式主义语言学的严密推理和论证的方法，本来并非不可以借鉴，但语言问题恐怕并非单从形式上就能完满解决的，注重形式的印欧语尚且在形式化的道路上遇到了重重阻力，而汉语从总体上讲是柔性的和富有弹性的。在引进和借鉴西方语言理论的时候，就更必须尊重汉语事实，慎重斟酌判断，敢于提出质疑，以此来丰富和充实普通语言学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