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语轻文和重音轻字

20世纪，中国的语言生活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另一件是50年代后普遍推行简化汉字。今天看来，这两件事，特别是前一件事，应该说是适应历史潮流的，但可能都有些过了头。我们前面曾经说到过，在文白之争中，从最激进的陈独秀，到最“保守”的林纾，中间可以形成一条渐变的光谱，当时有许多道路可供选择，如果采取一条稍微中间一点的路线，今天的结果很可能就会不一样。然而历史偏偏选择了最激进的陈独秀的主张，结果造成了中文在发展上的一个断层。当时那些痛斥文言的人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会重提继承文化传统的问题，而文言能力的丧失，已成了许多人面前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简化字是更激进的废除汉字、推行拼音文字的主张的第一步。简化过程中本来还有一个更“左”的方案，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后匆匆抛出而又急急收回的所谓“二简”方案。从这个方案自称是“粉碎四人帮的成果”，并称“二简”只是开头，汉字“还要不断简化”看来，这种思潮在某些部门甚至学术界的部分人中都还有市场。但从近几年在这个问题上不算充分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即使在“一简”中，已经有了许多思虑不周的地方，为汉语的研究、使用及汉字的信息处理留下了隐患。“简化字”的功过暂且不论，但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二个断层。如果说第一个断层还主要是历史的，则这个断层还包括了地域的。5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内地接受教育的一般文化程度的人，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看懂50 年代以前出版的和在港台地区出版的用白话文写的书籍。

短短的一百年里接连发生这样两件大事，速度是惊人的。这样两个断层究竟该怎么解决，需要全球的中国人重新动用他们的智慧。这里想探讨的是，语言学在这两件事上有什么责任，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认为，语言学在这两个问题上是有责任的，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就是“重语轻文”和“重音轻字”情结。“重语轻文”就是重口语轻书面语，“重音轻字”就是重语音轻文字。之所以称为“情结”，是因为这两个观念在某些人头脑中已根深蒂固，挥之不去，成为他们认识语言问题的基本“常识”，至今还对汉语研究产生着影响。

提出区别口语与书面语、强调口语研究与口语教学的，始于英国学者斯威特。斯威特对口语重要性的强调，是他领导的语法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背景就是以活语言（英语）使用的实际情况，去反对死语言（拉丁语）所设定的条条框框，提倡描写语法，反对规定语法，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后人把这个主张发展到了绝端，进而否认书面语的进步性，否认书面语对口语的指导作用，否认语言规范化的意义，结果就形成了我们说的“重语轻文”情结。在文白之争的时候，人们对白话表示了相当的信心，原因之一就是相信文言文是言文不一，而白话文是言文一致的，可以“嘴上怎么说，手上就怎么写”。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诚然，文言文是言文不一的，但白话文依然不能做到言文完全一致，而正是言文不一致，使书面语能够对口语保持着提炼、引领和规范作用，互相促进，共同不断提高语言的表达水平。事实上，尽管口语是第一性的，但第一性不等于最重要；在人们的实际语言活动中，书面语的地位远比口语要高。不必引“口说无凭，立字为证”这样的俗语，就拿人人希望识字受教育（英语叫Learn to “read and write”，也是指学习书面语）这个全世界最普遍的事实来说，真要像某些理论强调的书面语如何如何不如口语，那学校干脆就别办了。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文言与白话之间的相互影响，都是前者要大过后者。正如张中行先生所说的：

文言和白话并存，难免互有影响。可是影响力量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话小。以国际贸易为喻，文言对白话是出口多进口少，白话对文言是出口少进口多。

在语音与文字关系上，语言学家提供的利器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就占统治地位的“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说。这个理论认为口说的词是思想的符号，而文字是记录语音的，因而是符号的符号。“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把这条写进了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因而成了20世纪语言学的一条基本定律。文字改革、汉语拼音化所依据的，就是这样一个理论。

傅斯年说：“语言是表现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器具。惟其都是器具，所以都要求个方便，都不要因陋就简，安于不方便。”钱玄同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听了语言的音能够了解说的是什么意思，则看了拼音的文字同样也能了解写的是什么意思。”对于在拼音化运动过程中人们最感棘手的同音字问题，他认为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三千多年以来用字都是主音而不主形的。用字既然主音而不主形，则造字时尽管用衍形法，实在毫不切于实用，若改用衍音法造字，不但是可能，而且只有便利适用，因为汉字的同音字如此之多，在实际上就等于一个音弄成许多符号，这实在太眩人耳目了，若干脆采用罗马字，一个音只用一个符号，岂不省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文字就是音标”。这实在就是后来汉字简化过程中大量采用同音替代法（“二简”尤为严重）的理论根据。

其实，“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说如果对于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来说还有一定道理的话，对汉字却并不适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西方拼音文字是记录语音的，汉字却并非如此。试问，“日”字记录的是什么音？是普通话的ri、上海话的近似音），还是广东话的yat？如果是ri，字形又在哪里告诉我们了？事实上，索绪尔在他的书里，本来就没打算把汉字包括进去。他认为有“两种文字的体系”，即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并举出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经典代表，说汉字“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他还特别强调：“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只是我国的语言学家一厢情愿地把这个紧箍咒套在自己头上，而且义无反顾地要带领有五千年历史的几亿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文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方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还真有点后怕：要是真的照那些天真而又热心的语言学家指出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真将成为历史和民族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