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媚外下的中文自卑
如今走在许多大城市的街头，头顶一头黄发，T恤拖到膝盖的男孩女孩到处都是，他们身着最“IN”的服饰，玩着最“HIGH”的游戏，喝着Starbucks，吃着sushi和sashimi，他们生长在西洋和东洋文化的夹缝里，左右逢迎，唯独忘却了自己。难怪有人总结道：“我们像港台明星那样说话，像韩国明星那样打扮，做出欧美明星的表情，像日剧那样恋爱。”
随便翻开一本时尚杂志，就会看到这样的标题“到爱琴海去恋爱”、“日本超具人气的扮靓手法”，似乎非要沾上点“洋”气，才够“IN”。再看里面所谓的文章，真可谓是中西结合：
走进TBWA和TEQUILA明黄色的办公区域，每个角落都有WIFI，人们捧着笔记本电脑走来走去，寻找着一个最舒服的角落。TEQUILA的员工戴着耳机工作；TBWA的员工爱穿什么就穿什么；TBWA甚至有Cats Day，七八只宠物猫让办公室一片欢腾；女人可以戴着孩子来上班，公司体恤女人多重社会角色的压力……一如两家公司的核心理念—颠覆，只要有fun，便没有规则。
对于这样的语言，不知读者会怎么看。我们知道的是，在大中城市里，时尚一族的型男索女各个把它奉为圭臬，顶礼膜拜。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了这种名叫“崇洋媚外”的东西，而且愈演愈烈，一是言必称西洋、东洋；二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三是土生土长的总比不过的“镀金镀银”的；四是宁要外国人的垃圾，也绝不要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这种唾弃祖宗、崇尚洋玩意的奇怪逻辑，如若追根溯源，怕是要从鸦片战争前后说起。
道光二十年，爆发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如果说甲午战争的落败是崇洋媚外之发端，那这次战争就是前面的序曲。
18、19世纪，西方国家大步追赶并超越中国的时候，大清王朝的统治者却仍做着“中华百产丰盈，万事不求人”的黄粱美梦。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基本不开放的中国，中国通商贸易和交流受到严格的限制，广州是当时唯一的通商贸易口岸，且只能以货易货，存在诸多限制。当英法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之先进武器首先映入国人眼帘，征服了中国许多上层人士，于是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洋枪、洋炮和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书籍开始涌入中国，随之进入中国的是洋货、洋工厂和洋行。尽管当时的国人不过把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当作“淫巧之技”，但在这些洋玩意儿的轰炸下，悄悄发生变化的是中国人的心态，渐渐怀疑起从前“中华大国”的美梦来。
而真正把这美梦打碎的是半个世纪后的甲午战争，被一千多年的朝贡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自此中国人的自信心被彻底摧毁了，以老大自居的心态轰然坍塌。一时间，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此起彼伏，其中虽然也夹杂着一些保守势力的声音，却统统被盖过了。改了技术不行，就改制度，改了制度不行就改语言、改文化，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埋怨祖宗、废掉传统的基础上。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涌进中国，势如破竹，其间难免良莠不齐，国人却照单全收。至此，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心态已然形成，并逐渐进入全民文化层面，一直影响至今，没有改变。
1949年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可在心态上却始终未脱离哺乳期。建国后的头十年，中国崇拜的对象变成了苏联，这点可以从这一时期对俄苏文学的译介的情况中，得到见证。据一份资料统计，从1949年到1958年年底，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总印数达1亿1千多万册，计5300余种，其中俄苏文学3526种，占65.8%，总印数8200.5万册，占74.4%强。由此一斑，可窥全豹，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的流行语是“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弟弟”、“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从政策到社会风气是向苏联一边倒，跟在其后亦步亦趋，老百姓穿衣要穿“布拉吉”、“列宁装”，理发要理“一边倒”，学校要学苏联“十年一贯制”，学校、工厂、商店、医院都采用苏联式的数字编号……待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大梦初醒，推门一看，外面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改革开放的初期，国人目睹了西方国家的发达，亲历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举目四望，不禁黯然神伤，因而变本加厉地崇洋媚外。对美英的崇拜自不必说，就连与大陆血脉相连的香港、台湾，也因更直接地受到欧美风的惠顾而变成了大陆模仿的对象，时髦一族模仿起香港人穿起大喇叭裤、花衬衫，双卡录音机里响起了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圣诞节刚在中国扎根不久，城市里的白领们又过起了日本的“白色情人节”。日流还未退却，韩流已然来袭，韩版服饰和韩剧公然进驻大陆市场。然而却没有人想过，国人在疯狂追逐韩流的同时，为什么不学学韩国人的硬气，学学他们是如何在浸泡西方文化的同时，顽强地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当韩国把“端午祭”作为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联合国注册，当韩医的势头快要压过中医时，那些还叫嚣着“中医是伪科学”的中国人不知作何感想？
当然，向西方学习是要的，关键是学什么，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法律体系、创新精神，包括年轻人的自立精神，样样值得学，然而中国人学来的却往往是“别人不要的东西”，麦当劳和享乐主义学来了，性开放、颓废、玩世不恭学来了，真正精华的东西却不愿学、不肯学，或者只学个皮毛，图个“貌似”。
鸦片战争至今，已然过去了一百多年。在西洋和东洋冲击下，留下的创伤依然存在，由自卑感生出的奴性使整个民族失去自信，在普通大众身上表现出来就是“凡外皆佳，是华必劣，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这种文化的自卑感，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汉语对英语的俯首称臣，服服帖帖地接受英语的“改造”。随意走进一家洋气的商场，看到的是清一色的英文招牌，如果有偶尔的汉字，也是如“无印良品”这般的东洋货；打开一本时尚杂志，没有中文里不夹杂英文词的；网上转转，报纸翻翻，洋腔怪调更是比比皆是：破坏汉语的基本语感、故意写错别字或者乱用翻译句式。有很多文章，不见了中文精妙的短句，满篇都是欧化的长句。在网上漫无目的地翻看，就看到下面这样一段：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有着稀疏花白头发的老人，虽然他从外表上看去还显得气色饱满、像大多数长期养尊处优的人在晚年时所普遍呈现出的那一种与平民阶层截然不同的形象；我甚至可以通过他仍然故作矜持的傲然神情中明显地看出，这曾经是一个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吏。
这样的例子十分普遍，使中国的年轻一代因读不到地道的中文而逐渐丧失了基本的汉语语感，忘记了汉语的一些基本规则。中国人认定自己的语言低别人一等，随意地改造、刻意地颠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从五四开始，敢于批判、侮辱、谩骂、诅咒自己的母语，甚至往上面吐口水，就成了“革命”和“进步”的标志。汉语的唯一出路就是被改造。而改造的唯一办法就是向洋人学习。钱玄同曾提出不但要取消汉字，还要取消汉语，最理想的是改用世界语，再次是改用英语或法语，其次是改用日文式的“白话和西语夹杂”（以后过渡到西语）；而在仍使用汉语的情况下，为了“分析、精密、朗畅”，应该增加复音词、固定介词、连词的使用；写文章以明白为主，不要“推敲”，不要怕字数增多等等。而“国语的欧化”是“当然的趋势，必要的办法”。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汉语“研究”（其实已经没有了“研究”，只有“革命”），汉语还有生路吗？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了几十年，汉语居然还没有被西语完全同化，真要看作是奇迹！也要归因于旧中国教育落后，多数人还来不及受到这种思潮的熏陶，因而不经意地为汉语留存了一脉。而现在教育普及，欧风美雨已不再是城市知识阶层和有产阶层的专利，崇洋媚外之风已吹遍了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无远弗届”，那种作践母语、抬高外语之风也随着“全球化”的呼吁，从最堂皇的报章杂志刮向最偏远的乡村。青少年长期浸泡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潜移默化，对母语的感情就会丧失殆尽。笔者在澳大利亚遇到一位朋友，她的孩子上中学，学校规定要选学一门外语，面临6种可供选择的外语，那女孩居然宁肯选日语也不肯选汉语。父母告诉她你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你应该学汉语，她竟回答，世上随便什么语言都比汉语要好！这个孩子平时在家见到父母彼此说中文，也总要叱责：“Speak English，will you？”（“说英语，好吗？”）父母气得无话可说。我真担心，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有朝一日即使在中国大陆，我们也会遭到儿辈的叱责：“Speak English，will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