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与食洋不化
谈忠实之前，先从不忠实谈起，以期读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更全面的了解。若论不忠实的翻译，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严复和林纾，康有为曾称赞二人为“译才并世数严、林”，可没想到他俩谁也不领情，都骂康有为糊涂。严复的外语很是了得，他想林纾连外语都不懂，算什么“译才”，竟还与自己相提并论，自然不服；而林纾更是狂妄之极，自称“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驹吠驴鸣”（震川指明朝的归有光），如今无缘无故被排列在严复之后，如何受得了这种委屈？然而无论这二人如何看不顺眼对方，一百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时，人们仍习惯把二人放在一起来讨论，两人的翻译都逾越了今天人们普遍要求翻译忠实的界限。如严复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翻译方法“达旨”（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改写）。严复在《天演论》（1898）的“译例言”中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严复之所以采用这一译法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向中国介绍新思想、新学说的第一人，将这些书的内容传达过来是第一要务，为此不惜牺牲原文的很多东西，包括原文的句式结构、语言特色等。而林纾由于本人不懂外语，往往是别人先口述翻译，他再润色成文，因此其中漏译、误译、随意改写比比皆是。如《巴黎茶花女遗事》本来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林纾在翻译时把“我”改成“小仲马”。严复和林纾是清末民初时期翻译家的代表，这一时期的译者多采用“烂熟于心，一挥而就”的意译方法，在翻译中，经常加上自己的评述和议论，往往将作品的名字和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等中国化。译者对原作的随意改写和完全归化的翻译策略是由当时的文化语境所决定的。一方面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一方面又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优越感，所以国人的文化心态在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自大情绪之间左右摇摆。面对异质文化，虽有意借鉴，但心存芥蒂，因此在译介西方文化时，往往只求传达意义，若论语言，还是觉得典雅的古文才是正道。
谈了“不忠实”，我们再来说忠实。若说忠实的代表，首先要数1909年以后的鲁迅。强调“以后”，是因为在这之前鲁迅的译作也存在大量的改写，而标志他翻译策略转变的是出版于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在小说集的《序言》中，鲁迅表达了直译的思想，但由于译文是古文，再加上“直译”造成的生硬晦涩，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后来鲁迅又陆续提出了“硬译”和“宁信而不顺”的观点，其偏执之处不言而喻，但我们须认识到这些观点背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当时正值白话运动之初，有感于白话文不成熟、欠缺表现力，鲁迅试图借助西洋文法建立白话文的规范这是可以理解的，鲁迅有这样一番话，说翻译“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要“保持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说到翻译文艺，我是主张直译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由此可见，鲁迅所谓的忠实翻译是为白话文运动服务的，有其特殊的背景。
我们还可再引五四大将傅斯年的一段话，来了解翻译与创造白话文的关系。傅斯年认为做白话文只有两个诀窍，“一是留心说话。二是直用西洋词法”。前一条没有什么可讨论，后一条是可以有操作顺序的。他提出了四个步骤，要“请有志做白话文的人，随时做去”：
一、读西洋文学时，在领会思想情感以外，应当时时刻刻，留心他的达词法（Expression），想法把他运用到中文上。常存这样心理，自然会使用西洋修词学的手段。
二、练习作文时，不必自己出题，自己造词。最好是挑选若干有价值的西洋文章，用直译的笔法去译他；径自用他的字调，句调，务必使他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这样练习久了，便能自己做出好文章。这种办法，不特可以练习作文，并且可以练习思想力和想象力的确切。
三、自己做文章时，径自用我们读西文所得、翻译所得的手段。心里不要忘欧化文学的主义。务必使我们做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
四、这样办法，自然有失败的时节，弄成四不像的白话。但是万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一条的失败丢了我们这欧化文学主义。总要想尽方法融化西文词调为我所用。
这就是说，当时的人们是把直译的方法当作白话文教科书的，鲁迅可说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只是他的译文，在今天看来，多数有点像“四不像的白话”。
时隔大半个世纪，当白话文运动早已离我们远去，而翻译界不少人却似乎仍然深陷忠实的误区，难以自拔。
到底什么是忠实？忠实就是严复的“信”吗？忠实就是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和句式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外译中时，译者的胆子特别小，对外文亦步亦趋，半步不敢离开，结果译出半通不通的中文；而中译外时，译者的胆子却又特别大，什么东西都敢译，结果译出的东西，中国人看了头疼，外国人看了叫苦，中国的译者到底是如何在翻译中实践着忠实这一标准的？这一个个问题，都有待我们认真思考，而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对到底什么是忠实的理解。
说起忠实，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严复信达雅三原则中的“信”，且把它等同于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翻译三原则中的第一条，即“翻译必须完全传达原文的意义”，这就存在一个很普遍的误解。事实上，两人的侧重点完全不同。泰特勒的忠实原则是建立在原文的基础上的，可称之为“原文中心论”。而严复的“信”是建立在译文可接受的基础上的，因而可以称为“译文中心论”。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严复引了三条古人语录来证明他自己的主张：“《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仔细琢磨《易经》里的那句话，可以发现，“信”其实指的是对译事的诚信，而不是对原文作者的忠实。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严复首先想到的是作为一个译者的道德责任，他根本就没打算讨论什么作者与读者、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因此，现在人们讲的忠实并不能与信达雅中的信画等号。
如果“忠实”是针对原文的，是不是就要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和句式呢？相信很多人都会站起来反对，忠实应该是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原作者的意图，而不是追求句式结构上的一致。然而，实践中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把忠实于原文的句式当作最高“忠实”标准的译者绝对不在少数，从学术著作到流行读物，拙劣的翻译大行其道，有些学术著作的译文，故弄玄虚，晦涩难懂，竟比直接读原文还更难理解；生造术语，以至于错误百出的，也时常有之，如纳粹主义译成民族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被译成“市民社会”。汉语在不负责任的译者手里，被随意地扭曲和改写，令人痛惜。我们曾以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日均发行量300万份以上）作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过其中的欧化翻译现象，研究的结果很不乐观，句序不符合汉语习惯、长定语、长状语的情况随处可见，比如2006年5月5日的《参考消息》中有这样一句译文：
他说，掌握游戏攻略比闯入军事系统要难得多，尽管军事系统理应是世界上防范最为严密的。
这完全不符合汉语的句序习惯，读起来有逻辑错乱的感觉，我们找出了这句话的原文，原来是出自《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2006年4月22日Breaking Into the US Citadel was Easier Than Child’s Play一文：
Mastering the tactics of Rome,he says,was a lot more difficult than gaining access to military systems that should be among the best-protected in the world.
显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完全遵照原文的句序，没有根据汉语习惯做调整，因此译出了这样一句翻译腔十足的话。长定语、长状语是《参考消息》译文的另一大问题，2006年4月19日的《参考消息》中有一句译文，读后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对身为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并且以引导意大利采纳欧元为自豪的他来说……
原文摘自《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2006年4月16日Prodi Plan to Leave Britain out in EU Cold一文：
As befits a former head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ho prides himself on having overseen Italy’s adoption of the euro,Prodi …
同一天的《参考消息》还有这样一句，同样令人难受：
……当时在巴黎，赖斯围绕伊战存在严重分歧时候如何修复美欧关系发表了演讲。
原文出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6年4月9日 Condoleezza Rice on Piano 一文：
Ms.Rice…,when she delivered a speech in Paris about American rapprochement with Europe in the face of vehement disagreements over the invasion of Iraq.
这样的译文，相信无论是懂外语的，还是不懂外语的读者都难以接受。对“忠实”原则的滥用、译者缺乏职业道德和汉语语感是造成大量欧化翻译的根源。人们有时总愿意原谅《参考消息》，因为它要抢新闻、赶时间，但我们觉得这不应成为不负责任乱译的借口。作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译者对其语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设想国人每日读这样的文字，并逐渐以为汉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直到学会用这样的语言写作，恐怕不用多久，就没有人记得真正的汉语该是什么样子了。
王力曾在《中国现代语法》中专辟一章，讨论欧化语法现象，并对一些“恶意欧化”的现象提出批评。他举例说：“在西文里，形容词不能单独用为谓语，必须有系词介绍。例如中国话‘他的妻子很好’，在英文里该是His wife is very good，而不是His wife very good，这种语法也渐渐影响到中国来。现在有些人倾向于把判断句去替代一切描写句，例如避免‘他的妻子很好’一类的句子，而说成‘他的妻子是很好的’一类的句子。于是‘花红柳绿’变为‘花是红的柳是绿的’，‘父慈子孝’变为‘父亲是慈爱的，儿子是孝顺的’等等。”甚至后来连最后的“的”也省去了，变成了如下错误的句子：
（A）轰炸机头上有两三个发动机，发出来的声音是很沉重。（三十一年七月一日《朝报》副刊）
（B）每一架重轰炸机的发动机至少都有两部以上，且在飞行时，其发出的声音是非常大。（同上）
台湾学者思果先生也曾不无忧虑地指出，翻译体不可小觑，它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创作。为了让人们意识到“畸形欧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故意用“译文体”将《红楼梦》加以改写：
在看到她吐在地上的一口鲜血后，袭人就有了一种半截都冷了的感觉，当她想着往日常听人家说，一个年轻人如果吐血，他的年月就不保了，以及纵然活了一个较长的生命，她也终是一个废人的时候，她不觉就全灰了她的后来争荣夸耀的一种雄心了。
余光中附议说：“这样作践《红楼梦》，使人笑完了之后，立刻又陷入深沉的悲哀。这种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译文体，如果不能及时遏止，总有一天会喧宾夺主，到那时，中国的文坛恐怕就没有一寸净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