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翻译改造汉语

通过翻译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是“五四”一些知识分子为贫乏的白话文开出的一剂药方，旨在使汉语更精密、更具有表现力。代表人物之一的鲁迅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据为己有。”他认为要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单凭汉语原有的句式是不可能的，需通过翻译引进繁复的句式。鲁迅把翻译当作一剂强心剂，认为“欧化文”可以挽救风雨飘摇的汉语，用心自然是好的，但用药未免过猛，难保没有副作用。他的主张在当时就招来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旧派的人物如钱基博，也有新派的代表如梁实秋。梁实秋还专门撰文《论鲁迅的“硬译”》（载于1929年《新月》第2卷），他批评鲁迅的“欧化翻译”，其中举了鲁迅译的一个例句：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大的教训。

确实是生涩难懂、佶屈聱牙得很。就连鲁迅的亲密战友瞿秋白在这个问题上也与他有很大的分歧，在《欧化文艺》一文中，瞿秋白写道：

革命文艺的作品，必须用完全的白话，必须用完全的现代中国文的文法来翻译。这虽然是最浅近的最明显的问题，但是现在不但有许多曲译原文的翻译，而且有许多文白夹杂的、中国文法和外国文法瞎凑的翻译。这当然是违背大众化的原则的。

从上文不难看出，瞿秋白与鲁迅的分歧事实上是“大众语”与“欧化文”的分歧，我们且不论谁更高明，但两人改造汉语的初衷确是不谋而合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汉语能被改造吗？

回顾历史上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有些外来的成分被消化、吸收了，且慢慢地融入了汉语之中，不再给人以“异质”感。而有些表达法尽管流行一时，最终还是被时间淘汰了。外来的语汇和文法符合汉语自身规律的就传下来了，不符合的就会自行消失，语言有其自身运行的潜在规律，不是谁想改造就能改造的。比如，电话刚进入中国时，被叫做“德律风”，是telephone的音译，读起来拗口，又不符合汉字表意的特点，因此后来就被“电话”取代了，类似的情况还有德谟克拉西（democracy）、赛因斯（science）、梵婀玲（violin）、布尔乔亚（bourgeois）、黑漆板凳（husband）、马杀鸡（massage）、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等，如今都没人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科学、小提琴、资产阶级、丈夫、按摩和灵感。想当初这些都是最流行的新词，就连两个文人碰面，都要问一句“最近有烟士披里纯么”，可如今这些词都已经不见了踪迹。从外语中借来的形态、句法一样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比如“底”字的使用，是模仿西洋文法，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中间用“底”字，如Social being是“社会底存在物”；形容词如果是通过加后缀形成的，语尾有-tive，-tic的，也用“底”，这一生造出的形态，如今也是销声匿迹了。汉语归根结底是没有形态的语言，外来的形态很难存活下来。对于表意的语言来说，意译的方法毕竟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可能真正融进汉语的语言肌理，成为一分子，被流传下来。上海时下又流行起新的音译词“奥特莱斯”（outlets），指在市郊建起的一个大型服装名品折扣店，时髦的年轻人都要么直接说英文，要么就说“奥特莱斯”，但也已经有人嫌它拗口，用起了“折扣店”。“奥特莱斯”之类译法到底能流行多久，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从外语中引进词汇时，如果是中国没有的东西，音译自然是最便当的，但是音译词要挤入汉语家族时，往往要接受汉语的“改造”，尽量带上表意的功能，才不至于被清理出门户。完全音译的外来词要尽量选用形声字表明自己的汉化，如佛经的六字真言“嘛呢叭咪”就是通过增加偏旁“口”以达到“望形生义”的效果，相似的例子还有咖啡（coffee）一词。从大宛语中借来的“苜蓿”（buksuk）和葡萄（budawa）两个词也是如此，苜蓿曾被译为目宿和牧宿，容易产生误解，后来就造出了形声字苜蓿；葡萄也是经历了蒲桃和蒲陶后，才最终固定了下来。

音译兼顾表意的外来词往往很容易被接受，如可口可乐（Cocacola），幽默（humor），脱口秀（talk show），伟哥（viagra），迷你裙（miniskirt），都既记录了读音，又很传神。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的确良，原来是dacron的粤语音译，广东人称之为“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的确靓”翻译得可谓是音近意佳，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东来到内地时，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靓”是何物，就改成了“的确凉”，后来发现这东西也未必凉快，又改成了“的确良”。

还有一些词汇经受了语言潜在规律的检阅和考验，不仅保留了下来，还像糖溶入水中一样，化入了汉语，分不出是外来词了。如佛、阎罗、劫、魔、禅、戒律都俨然成了汉语的常用词，已看不出任何外来的痕迹。像上海话里的“瘪三”和“阿飞”，一般都认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则在《闲话上海》中指出它们是洋泾浜英语（即夹着上海话的英语）。由于英语中乞丐是beggar，乞讨是beg，洋泾浜则称作begsay，写成汉字就是“瘪三”。“瘪”指容貌枯黄干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阿飞则是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20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作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飞”，吴语里又喜用“阿”字，什么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fly自然就是“阿飞”了。就这样，“瘪三”和“阿飞”自然而然地化入了上海话。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有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外来的成分必然要经受语言内在规律的检验，合适的，会留下来；不太合适的，有的经过修正保留了下来，而有的就被时间淘汰了。事实已经证明，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同的语言从互相接触中汲取养分，是必然的规律。我们同意通过翻译，吸收外语的长处，给汉语注入新鲜血液，提高汉语的表现力，但是用翻译改造汉语既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能的，也许更贴切的用语是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