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向“左”，再向“左”
习惯上，我们把“革命”的激进的观点，称为“左”派；而把保守的落后的观点，称为“右”派。在一般人看来，“左”就是革命、就是进步，“右”就是保守、就是落后，因此好动喜变的年轻人从本性上就喜“左”恶“右”、宁“左”勿“右”，加上长期以来，受革命急性病和小资产阶级冲动性的影响，在革命党和社会的心理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左”比“右”好的倾向。如果面临着“左”和“右”两种选择，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总会偏向前者。甚而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犯“左”的错误理直气壮，甚至很光荣；犯“右”的错误则要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可说由来已久，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直至今日也不能说已经绝迹。且其影响不仅在于政治领域，而且还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汉语汉字的看法和改造也不例外。
波澜壮阔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几度形成高潮，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动员人力物力之巨、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汉字拉丁化的历史根源在于中国近代的落后，一些学者在痛心之余，对中国落后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器物、制度一直到中国全部的历史文化，最后却不恰当地归结为汉语汉字的头上，认为是汉语汉字的落后导致了整个中国的落后。这种联想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人们忘掉了在明代以前当中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处在全世界的前列，特别是当宋代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几乎占全世界90%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也是汉语汉字。但在那个时代，这种联想却被认为是正常的（直至今日还未绝根）。这种反思又进而转为沮丧，继而转成诅咒和彻底抛弃，中国人把一切落后的责任推诿给老祖宗可说是史无前例的。翻遍全世界的历史，没有看到过有哪个国家或民族把谩骂祖宗作为自身前进和革命的动力的，只有在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是如此。在这场怪祖宗比赛中，汉字汉语更是处在被诅咒、被谩骂的中心。当时的一些“左”得荒唐的言论，今天看来也触目惊心，不禁困惑这些受人尊敬的先驱者们怎会蒙昧糊涂以至于斯，怎能对负载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悠久灿烂文化的汉语汉字如此仇恨刻骨？哪朝哪代、哪国哪族有以如此不公正的态度对待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而这些“左”得出奇的观点又是在“科学”、“民主”的旗号下一本正经地提出来的，被当作当时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左”的语言往往具有煽动性，最容易撩拨起盲目跟进的群众的无名之火，因而最容易取得群众运动的效果。这大概是“左”倾者们乐此而不疲的原因吧！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先辈们的那些“左”倾言论吧。钱玄同称：“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拘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傅斯年说：“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多得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鲁迅说：“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蔡元培等七百余人在赞成拉丁化新文字的宣言中说：“汉字如独轮车，国语罗马字如汽车，新文字如飞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反对封建旧文化，这本来不错，但不问青红皂白地凡旧必反、凡旧必革，把汉字简单地等同于旧文化与反动封建势力，这只能是缺乏理性分析的形式主义批判，已经完全背离了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到了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更提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更把这种攻击的用语达到了极端。而彻底否定祖宗的另一面则是盲目的崇外，胡适、傅斯年、陈独秀、鲁迅、瞿秋白都是推崇西方或苏联的不遗余力者。傅斯年、鲁迅等主张语言的“欧化”，胡适更主张“全盘西化”。王力先生曾经指出：“自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国外。这种政治思想反映在学术观点上，就是把西洋的学术搬到中国来。具体到语言学上，也是把西洋的语言学搬到中国来。”“废除汉字论”、“汉字落后论”、“汉字拉丁化论”在历史上形成一股强大的理论思潮，一直影响着语文学界，而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成立时传达的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使得汉字拉丁化具有了至高无上的理论依据，这样建国后借助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气候和环境，汉字拉丁化更进一步成为统治和束缚整个语文界的权威理论。一百年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废除汉字论”、“汉字落后论”、“汉字拉丁化论”的思潮是错误的，是完全不利于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今天我们在反思中也看到当时的那些僵化思想，当时的那些激进言论，已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其中还含有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极“左”的政治氛围。
事实上在五四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主张都是这么极“左”的。我曾指出过：“在文白之争中，从最激进的陈独秀，到最‘保守’的林纾，中间依次站立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蔡元培以及‘学衡’派诸人，各派人物的态度，简直可以形成一条光谱，当时哪怕采取一条稍微中间的路线，今天的结果很可能就会不一样。然而历史选择的偏偏是最激进的陈独秀的主张。”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看来，在激进的群众运动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很不容易的，刘半侬这种一介书生的力量微不足道自不用说，连蔡元培这样的一代大儒当时也只能被“左”倾思潮裹胁着走，学术研究真的是危如累卵。
新中国建立以后，整个中国内地的政治、社会，仍是沿着“左”的思潮滚滚向前。这个“左”，开始表现为不顾一切地倒向苏联，凡是跟苏联一致的，就是革命的、正确的；凡是跟苏联不一致的，就是错误的、反动的。一切唯苏联之马首是瞻。在语言学上，苏联“专家”的结论就是最后的、不容置辩的结论。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语言研究的最高纲领和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译成汉语发表后，1950年11月，刚成立不久的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就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语文系、东方语文系、西方语文系联合举行“斯大林论语言学问题”座谈会，同年12月，语言研究所又召开“斯大林论文与汉语研究的关系”座谈会，号召语言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斯大林著作，推动中国语言学研究。随后，一些苏联专家以顾问身份来中国工作，他们按照以阐释斯大林著作为主要任务的苏联当时的理论语言学模式指导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而中国语言学界对这一模式则完全接受。在苏联的影响下，西方理论语言学被斥之为唯心主义学说。王力曾在1957年3月的《中国语文》发表《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一文，尖锐地批评道：“自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后，中国语言学界存在着教条主义。”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不但没能消除教条主义，甚至还出现了以政治斗争代替学术争论的更“左”倾现象。1957年在文字改革辩论中，把反对文字改革或拼音化方向的观点作为右派言论批判。当时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陈梦家先生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并且指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唐兰先生指出：“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它”，“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的观点。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这些意见不但没有被接受，陈梦家等还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上面我们提到毛主席曾指出中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这句话本身便成为汉字拉丁化至高无上的理论依据。詹鄞鑫在《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一文中提到：“《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给汉语研究领域带来的结果是百花凋零的局面。
可以说从1957年开始，我国在方针、政策上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民族问题上也出现了“左”倾错误，只强调共同性，否认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民族融合风”引发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语言的发展特点的错误认识，以为社会主义时期是少数民族语言开始走向融合、走向消亡的时期。在民族语言与汉语关系上大讲“民族文字无用论”、“直接过渡”，认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可以“突变”，少数民族可以直接过渡到使用汉语文。1958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采用整风的方式，批判了所谓的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并制定了严重脱离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这些错误认识和政策导向，导致不重视甚至反对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得正在试行的民族文字停止试行，已经制订并准备试行的民族文字不再试行，一些老文字的使用范围也受到了严重限制。撤销了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和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学校的民族语文教学被削弱以至被取消。由于民族语文教育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或者被削弱或者不复存在。
1957—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为了纠“左”，中共中央于1959年在庐山召开了工作会议。但会议后期指导思想却发生了急剧转变，重又成了“反右倾”斗争，其结果使得社会大的政治生活背景更加“左”倾。这种思想在语言学界发展到后来就是1958-1959年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王力、高名凯、张世禄、吕叔湘、岑麟祥等人都受到了批判。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是宁“左”勿“右”的政治遗毒达到顶峰的表现，造成的结果是全国的学术研究陷于瘫痪，语言研究自然也就全面停止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得到了全面的清算。但“左”倾思潮、宁“左”勿“右”的遗毒不是那么容易肃清的，有的时候还会以新的面貌出现。历史上在“左”倾理论指导下的各种观点和各种做法还远远没有得到批判，仍以各种借口在继续得到维护；痛骂祖宗还被某些人认为是前进的必要动力；另一方面，崇洋媚外，一切唯西方是从又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切都说明，要完全摆脱极“左”路线对语言研究的干扰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