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天际那一抹晚霞
文言文，现在人们常把它等同于古代汉语，其实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后产生的说法，在此之前，经常的说法是“文言”。文言和与之相对的白话，都是古已有之。而现在说的古代汉语却大体上只包括文言文，却不包括同样在古代使用的古白话。
文言，字面意思就是只用来写“文”而不用来口说的语言，它是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为历来人们所模仿使用，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形式，目前可见的最早文献资料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起，记载史实和科学成果，阐发哲学、政治观点的作品大批涌现。《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596位著名作家所写的13269卷作品大多产生在这个年代。后代的知识分子，从唐、宋直到元、明、清，他们写文章从字法到句法都以那个时代的作品为规范，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言传统。文言文是一种非常稳定、成熟的文体，历经数千年变化不大。以文言写成的大量经典作品是中国古代璀璨文明的结晶，也是中文的典范之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值得后世继承借鉴。
白话中的“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由于古代没有留声机，因此真正古人说的白话我们已经听不到了，所谓的“古白话”其实也是书面语，是六朝以后至五四时期，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为历代通俗作品所使用，如唐代的变文、敦煌俗文学、宋人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等。这些作品记载的是当时的语言，同时又跟通行的文言明显有别，语言学家们就另取了个名称叫近代汉语。由此可知，至少在从南北朝到清末这1500多年里，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是并行不悖的，两者各有其使用范围，相安无事，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有着先后承绪的关系，似乎近代汉语产生了，古代汉语就消亡了。
文言与白话对立，肇始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在这场文化和政治运动中，白话文成为启发民智、唤醒民众的工具，完全取代了文言文，迎来了全面的胜利。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主张“废弃文言，专用白话”，其时并没有历史分期的概念，因为在胡适看来，文白之分既不是书语和口语之分，也不是古今时代之分，而只是雅俗之分，是民众和知识阶层的用语之分，古如《诗经》中的一些比较通俗的作品，也被胡适看作是白话文的代表，收进了他所编的《白话文学史》。而为后代知识分子所用的文言就多数被他看作是死的语言、没有生命的语言，不应该再用。文白之分在当时完全是从政治上着眼的，体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种泛民众化思潮，认为凡是民众使用的东西都是好的、积极的、先进的，凡是统治者和知识阶层用的都是没落的、落后的、腐朽的。
这样看来，文言和白话的区分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依五四革命家的政治标准区分，看其是否属于平民。白话属于民众，是好的、进步的，该提倡的；文言属于贵族，因而就是落后、腐朽的，该推翻的。
第二阶段：依语言学家们根据20世纪语言学理论进行区分，白话是口语，是好的，重要的；文言属于书面语，是没有语言学价值的，是不值得研究的。
第三阶段：依“语言史家”们依照西方语言的榜样来区分。既然西方语言如俄语、英语等都有古代、现代之分，汉语当然也有，于是，文言被派作古代汉语，白话则区分古白话和今白话，分别归入近代和现代汉语。
这三次区分，一次比一次更彻底地将文言文打入历史的冷宫。它既然属于古代汉语，那就同古英语、古俄语、古拉丁文这些已经死亡的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再好的作品也只能看作昨天的辉煌，留给后人去凭吊，在今天已不可能再有什么使用价值！而白话文既然得到了现代汉语的美名，当然是富有朝气的活生生的语言。而既不同于现代汉语，实际上比文言文更没有使用价值的古白话就被派作近代汉语，算作是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
文言文这样的区分可说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事实上，一直到五四时期文言文始终是社会的正统用语，而从南北朝到明末清初的“古白话”却是真正的死语言。（我们把下限定在明末清初，因为明代产生的白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并不好懂，里面有很多词语是现代所不用的，需要专门的专家去解读。而清代的白话长篇小说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与现代白话就比较接近。因而，讲现代白话文产生于五四以后也是不对的。）语言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就这样完成了历史的合谋，宣判了文言的死刑。
就这样，文白对立由政治概念而被偷换成了科学概念和历史概念。时至今日，青年学子们包括有些专家们已完全不知道当初这一场争论的实质，误以为主张文言文还有使用价值、还有生命力、还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使用，就是复古、就是“开历史倒车”、就是“为死尸招魂”！完全没有意识到文言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是语言学家罔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外国理论的结果。
当然，我们今天为文言正名，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赞成白话文。由于白话文接近民众、通俗易懂，有利于文化知识在群众中的普及，在五四以后的历史上也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中国的文学、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因白话文之功，就原谅其粗暴否定文言之过。
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们主张完全废弃文言文，使白话文一下子从民间的、从属的地位走到前台，而文言文全面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几十年间，报纸、书刊、公文全部改用现代白话文，学校教育也使用白话文。五四运动以前，语文教材选编的课文全部是文言文，语文教学革新的先行者叶圣陶，把白话文带进了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1922年，叶圣陶、顾颉刚根据新学制语文课程标准编写了《初中国语教科书》六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教材总课数260篇，其中白话文95篇，占36.5%，文言文165篇，占63.5%，自此白话文正式进入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此后，教学大纲对学生文言能力的要求逐步降低。1980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稿）》中对高中生的要求是“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能够初步读懂解放后出版的《孟子》、《史记》、《梦溪笔谈》、《聊斋志异》的选注本。文言文在语文教材中的比例也逐渐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内地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已减到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直到今天，还有人鼓吹“古汉语是已经死亡的语言”、“古汉语应该全面退出基础教育系统”、“语文教学‘文白并重’是开历史的倒车”等等。最近，持类似主张的学者推出了一套《现代语文》读本，公开与现行中小学语文教学方式和教材叫板，所选篇章全部为现代作者的白话作品。笔者翻译的赫兹列的散文《青年人的永不衰老之感》也有幸被选入这套教材的第3册，在感激之余也不免有点好笑，因为笔者正是主张在翻译中适当采用文言笔法的，在收录该文的《赫兹列散文精选》里，笔者不仅提出了这一主张，还有三篇完全用文言翻译的文章。
这样做的后果是文言文离我们越来越远。
上海宝山区一位语文教师曾在96名小学六年级学生中作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2%的学生不喜欢文言文，54%的学生认为文言文很难，79%的学生认为学习文言文没有用，36%的学生对学好文言文没有信心。从总体上来说，现在的学生对文言文有兴趣的不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学了文言文没有什么用处，仅在于应付考试。
一位研究日本文学与翻译的学者招收研究生的考题中有一道题，要求考生把岳飞的《五岳祠盟记》翻译成现代汉语。全文不到二百字，其中有一句：“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有数十名考生把这句话译错。更有一名考生独辟蹊径，居然把最后一句译为“恨不能够让一匹马回过耳朵”，让人哭笑不得。这位老师后来无意中见到了一份日本国文高考试卷，其中有一道汉文题，占试卷总分的25%，选自刘向的《说苑》，难度远在《五岳祠盟记》之上。这位学者不由得发出感慨，日本人深知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古籍，日本高考的语文考试才会考文言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文言文的故乡，完成了正规高等教育的考生竟连“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中的“耳”也会理解成耳朵。
我们曾在某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中对非中文专业的120名二年级学生作过一个简单的调查，调查的内容是，有多少人读过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结果120人中，只有一名学生阅读过四大名著，还有一名学生说“看过其中的三本”。有些学生反映，这样的书看了开头几页就看不下去了。究其原因，有些是因为没兴趣。有些则说，除了《红楼梦》还可以，其他几部作品没有工具书根本看不懂。我相信，他说的“《红楼梦》还可以”里，是把其中的诗词歌赋排除在外的。可见这些学生根本就没有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当代青少年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文献资料的了解多是通过影视作品和百家讲坛之类的普及型电视节目，这类节目的定位往往是“文化快餐”。且不说那些恣意删改的戏说作品，就是本着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也难免在对原著的把握上和在对原著形象的艺术再现上出现不同的意见，甚至出现偏差。
最近，于丹的《〈论语〉心得》火爆央视荧屏，在全国掀起了《论语》热潮。在一片赞誉声之中，也有学者撰文指出于丹对《论语》的理解有些不准确，或是有误读的地方，更有所谓“十博士”联名要求于丹下课的事件，一时间沸沸扬扬。抛开于丹这种讲述方式引发的争议和对《论语》理解上的偏差不论，《〈论语〉心得》确实广受欢迎。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青年人听了于丹的演讲，感叹道：原来先哲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如此地贴近，于丹讲的东西我都能懂嘛！—就是她引用的几行《论语》我看不明白。
“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行为方式都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对于这样一部影响中国几千年，直到今天还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以下的评论：
以《论语》为例，这是一部流传了几千年的文化经典，它的思想浸润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基因的组成部分。可是，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到大，有几个人完整地或者较完整地读过《论语》？即便出身如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几个真正地读过。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选有《论语》的部分章节，但那比蜻蜓点水还不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可悲的是，一旦中学毕业（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就基本上不可能再有机会与自己的民族经典相接触了。《论语》如此，遑论其他。民族传统经典的断裂，造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态链的断裂。
文言文的被冷落、被遗忘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也是百年来中文遭遇的一大危机。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有多少能像中国古代文明那样存活到今天？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是历史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四个国家，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丰富知识都和这些古代文明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继承关系。然而，这些古代文明在历史长河的进程中，多已烟消云散，人们只能通过那些残存的遗迹依稀辨认这些远去的文明，想象它们昔日的辉煌。唯一的例外只有中国。
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走向消亡，从表面看都是由于战败造成的。而战败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这些文明的载体—语言文字系统的消亡。这些古国被征服之后，其语言和文字也往往被禁用、弃用，很快就没人能使用这种语言，其文字也没人认识了。一旦语言文字丧失了活力，文明的传承也就此中断。
汉语和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文字之一，并且是唯一历经数千年世事沧桑而沿用至今的语言文字。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也曾被外族征服，但是汉语和汉字的使用却从未中断过。汉语的这种延续性是中华文明繁荣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著名学者余秋雨曾说，今天的中国人如果有一点文言文水平，读2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书就会像读乡下的外公给我们写的信一样亲切。现代白话文的确立至今不过百年。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都是用文言文书写的文明史。如果我们不想让中国的古代文明离我们远去，我们就不能让它的载体—文言文远离我们。
日前，台湾省修订了《高中国文课程标准》，将文言文比例由此前的65%缩减至55%，台湾文学家、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先生在《亚洲周刊》上撰文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让我们记住余光中的话，以提醒所有的炎黄子孙，勿忘文言之美：
新文学之兴起，迄今不满百年，百分比却要超过数千年的古典文学，实在轻重倒置。古典文学的杰作历经千古的汰芜存菁，已成文章之典范，足以见证中文之美可以达到怎样的至高境界。让莘莘学子真正体会到如此的境界，认识什么才是精练，什么才是深沉，在比较之下看出，今天流行于各种媒体的文句，出于公众人物之口的谈吐，有多雅、多俗、多简洁或多繁赘。文章通不通，只要看清顺的作品便可；但是美不美，却须以千古的典范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