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背后的“比俗”、“比贱”
中国的流行时尚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萌动，随着“毛式装”、“样板戏”和“红宝书”的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四喇叭录音机、大背头发式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尽管那时邓丽君被中国政府当作洪水猛兽，但对唱惯了《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那代中国人来说，邓丽君的声音给他们板结的心灵带来了滋润的雨露，邓丽君的盒带在人们中悄悄流传着，《相聚》和《橄榄树》也被人们偷偷传唱着。
80年代初期，黑白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还记得，夏日晚饭后，就会有热心人把电视搬到院子里，邻居们都聚在一起，虔诚地坐在9或12英寸黑白电视机前，观看过时的电影或每天只播一两集的电视连续剧。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那是夜晚最大的消遣，也是流行最直接的来源，演员们的一言一行、着装打扮是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加里森敢死队》《姿三四郎》《上海滩》红极一时。80年代中后期，《我的中国心》和《冬天里的一把火》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时有人说牛仔裤不仅包着落后青年的屁股，也裹着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然而流行的脚步不仅没有在一片喊打声中放慢，而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卡拉OK、摇滚乐和超短裙伴随人们一起进入了90年代。
进入90年代，时尚的多变最好地体现在了女性收紧了放开、放开了又收紧的裤腿上。旗袍开到了大腿根，露脐装穿进了办公楼，还美其名曰第三只“眼”看世界。电视里、录像厅里充斥着港台娱乐片，不是凶杀就是色情，不是恶搞就是惊悚，如今回想起来，不禁要打个寒战：这一代年轻人就是看这样的影片长大的。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流行在中国愈演愈烈，穿衣要穿国际名牌，吃饭要吃必胜客。一时间假名牌充斥着地摊小店，必胜客前排起了长队。伴随着吃、穿的洋化，中国的雅皮士们又追求起了生活品质，于是“小资”成了这个时代的流行关键词，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们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文化的发展，也定位了一种典雅、精致、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的生活品位。时人的追捧加上商家的炒作，“小资”一词已经被用滥了，有人说，如今“小资”一词的使用频率已经和“他妈的”一样了。所以，“时尚一族”得当心了：“小资”已经不够时尚了。
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流行文化一步步攻城略地、直到彻底征服中国的30年。流行文化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植根于大众，以娱乐大众为己任，为国人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其一，我们当下的流行文化几乎都是舶来品，似乎中国无法生产自己的流行文化，欧美音乐、韩剧、日本动漫争相登上了中国的流行舞台，本土的明星也以撇上一口“港台腔”为荣，还竟然出现了“赵薇穿日本军旗服”、“伏明霞穿英文粗口裤”之类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其二，流行文化中透露出一种不分好坏、不辨真伪的“从俗”、“从众”心理，似乎流行的、大众的就是好的，就应该跟风儿上。岂不知如今流行文化已俨然成了汉语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先从流行歌曲说起，流行歌曲的名称如今越来越粗俗。《咬文嚼字》2006年第11期一篇文章总结说，一、庸俗的市井语言和痞子语言显现其中：“马桶”、“垃圾车”出现不久，又涌出了“谁动了我的炸酱面”、“老婆老公我爱你”等歌曲，这些歌名似乎在有意贴近大众，但由于过于直白和浅薄，而显得粗俗。二、污言秽语变成歌名：“王八蛋”、“犯贱”、“算你狠”这样的歌匪气十足，唱的全是社会的阴暗面，人们如果跟随了这样的流行，会走向哪里呢？三、以暧昧的语言为歌名：“恋上你的床”、“做我的情人”、“爱我就给我”，其中对情色的暗示撩拨着听众的神经。歌名本身是一种语言现象，是整个社会语言现象的缩影，歌名的粗俗浅薄，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现代汉语中存在的“粗俗化”的趋势。
再看时下的流行语，借助于网络的帮助，流行语的生成和传播越来越快，网上甚至还有人专门收集、提供流行语录，我们在上编已举过例子。
这类流行语内容低俗，对语言任意拼凑，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网络流行语还是大量的错字、别字的滋生地，“斑竹”、“美眉”，“管理猿”，纷纷在这里登场，直至成为主力，而规范却在对个性化的强烈呼唤之下被贬为“跟不上潮流”，如今若是不会用这样的语言，在网络上就会处处碰壁。前两天我们在网上看到一张帖子，着实一头雾水：(https://www.daowen.com)
拜托两位GGJJDDMM，这里是幽默滑稽的？￥#·地方，大家表那么严肃
“GGJJDDMM”（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和“表”（不要）这样的用法人们几乎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但“？￥#”又是什么意思呢，百思不得其解，似乎什么意思都没有，又说它是什么意思都行，这样的表达，于汉语，不是污染是什么？
流行语是怎么流行起来的？我们不妨看看时下流行的“QQ”一词：
“QQ”一词原来指腾讯公司的一款流行聊天工具OICQ （Open，I Seek You），后因ICQ公司的起诉，更名为QQ，反而更加深入人心，逐渐流行了起来。但是伴随着“QQ”的流行，“QQ”的意思却是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了，“QQ糖”、“汤圆很Q”、“Q版动画”、“Q版人物造型”、“你的穿着很Q”、“奇瑞QQ”纷纷涌现了出来。带着疑问，想到网上去查一查“QQ”到底什么意思，一查不当紧，竟发现网上不少人都有着同样的问题，弄不清“QQ”到底什么意思，网上的回答更是五花八门：有解释为“cute”的，意思是“可爱”；有解释为“俏皮的”；有解释为“有韧性、有嚼头的”。想来多数人都是听到别人这么说，自己也人云亦云，根本搞不清楚它的意思。
我们不得不感叹流行力量之大，好的、不好的，只要沾上了流行的边，便不分青红皂白，通通“火”了起来。粗俗的、拼凑的、意思含混不清的表达，竟然都成了汉语的流行，更有甚者，谁不跟上这潮流就是落伍，就会被讥讽为“脱离大众”、不识时务的“老古董”。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只要是流行的、大众的就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怪逻辑在中国过去的一百年中，却成了社会的潜规则。追根溯源，这是整个20世纪的“时代病”，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或者可以说，起源于外国，却在中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众是人的普遍心理。因为从众者将自己融入大众，容易被接受、受欢迎，也比较安全（法不责“众”嘛），各国各时代的人们都容易产生从众心理，但在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的背景下，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更容易成为传统。“吾从众”一语本来就产自1000多年前的苏东坡，可谓“所从来久矣”。从众除了失去自我，消除个性，有时还不一定不好到哪里，但一旦与“从俗”结合就非常可怕，而“从俗”正是20世纪的产物。五四运动引进了俄国的“平民主义”，从那以后直到“文革”，我们听惯了歌颂群众、大众、平民、老百姓的口号，甚至就是受着这样的教育长大的：“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为了抬高“群众”，就不断贬低其对立面，往往是知识分子。“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没有知识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到了“文化大革命”，更发展成“书读得越多就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标榜自己是群众，是“小小老百姓”，是“大老粗”、“土老冒”，“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几个”等等成了非常自豪、值得荣耀的事情。这大概是颇有中国特色的。因而到了新时期，“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类“痞话”受到某些人的吹捧，“无私者无畏”被改换成“无知者无畏”，也为一些人所信奉。通俗这一原来不坏的东西逐渐演变成浅俗、庸俗、媚俗、恶俗。而随着西方解构主义的传入，国人没有从中吸取积极的因素，却与港台的“戏说”和“无厘头”之类的“文化”相结合，以消解崇高、解构严肃为乐，以此来博取一些受众的掌声。正如鲁迅说的，“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看轻自己，自以为是大家的戏子”，结果是成为“大众的新帮闲”。近些年更发展到了自贬自贱的地步，似乎越下贱，越能受到大众的欢迎。因而香港学者许子东有一次在电视节目里，直斥这种文化是“贱文化”。我对此非常赞同。我们现在语言使用中有许多现象，现在已不能只是用“从俗”甚至“媚俗”这些话来解释，而是骨子里的一种“贱文化”。这才是最可悲、也最令人忧虑的。一个社会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俗”字当头，好坏不分，甚至发展到“以丑为美”、“以贱为乐”，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北大陈平原教授曾感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与学术领域的激进主义思潮如急风骤雨势不可挡，‘旧与新’、‘古与今’、‘常与变’之争，总以前者的惨败告终。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独立声音，基本被各种反传统的呐喊所淹没”，他认为“‘反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他的这段话，谈的虽然是文化与学术领域的激进主义思潮，但借此反思流行中的“从众”问题，又是多么贴切。面对流行文化的大举入侵，我们同样需要不识时务的‘保守’之士，在对流行的一片赞扬声中，发出些令人警醒的异样声音，为已被流行冲昏头脑的大众淋上一盆冷水，增添几分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