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氏文通》引起的方向性转变的反思

中国的语言研究，《马氏文通》是条线，此前此后，语言研究的格局完全不同。在此之前，是“小学”的天下，“小学”也称文字学（广义的文字学），其出发点是文字，在文字基础上开展形、音、义研究，分别形成了文字、音韵、训诂三大部门。《马氏文通》之后，引进西方的研究格局，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而以语法为语言研究的中心。在语法研究里，出发点是词，按西方的体系，应该有向下的词法和向上的句法，但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始终是以句法为中心；50年代以后受苏联影响，词法也得到了重视。这样两种体系，可以说是根本上的不同。由于五四以后发生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革命，很多人认为，两种体系分别适用于两种不同的文体。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第一，《马氏文通》引进西方语法学时，中国在使用的还是文言，不是白话，语法并不完全是为白话量身定制的；第二，不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文言和白话都是汉语，也许是文体的不同，但绝不是两种语言。既然是同一种语言，那么有没有必要采用完全不同的两种理论研究体系？需要指出的是，从文字中心到语法中心，所改变的不只是“中心”而已，而是语言研究的全局。在长达两千年的传统汉语研究体系里，语法不受关注，这个现象应该重视并且进行研究。而到了新的体系里，旧的体系被彻底颠覆：语法由次要地位一跃而居于语言研究的中心，文字因其在西方体系里没有地位而被踢出了语言研究的殿堂，音韵被改造成以构拟古代语音为主的历史语音学，训诂学则被拆得七零八落，分别被分配到词汇学、词源学、方言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风格学、语用学、语篇学等，实际上在现代汉语研究里已完全没有地位，等于被取消了。还在从事训诂研究的则只能钻进故纸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研究成了互不相干的两大块，语言学成了现代汉语的专利，古代汉语大约只有在研究语法化历程时还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在别的场合就似乎不是汉语甚至不是语言。对于这样一个格局，难道经过了一个世纪之后，还不值得我们从根本上进行反思、探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