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者讳与自我裹胁

汉字负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是中华民族奉献给全人类的最辉煌最悠久的智慧和文化。但是，在近代，中国传统的汉语研究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冲击下已完全边缘化，甚或成为嘲笑和攻击的对象。中国语文界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自我炮制了汉语和汉字落后论，提出了两个极端的口号：一曰“废除汉文”（钱玄同语）；一曰“废除汉字”（吴稚晖、陈独秀等语）。在他们看来，汉字无科学性可言，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是汉字发展的唯一途径。

“废除汉字论”最早出现在五四运动前后。五四时期出现的种种思潮多数都以反封建的面貌出现，但其中也有幼稚、偏激和不科学的成分。一些学者的过激言论，对其后的汉字发展研究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冷静、全面地分析五四历史人物的言行是反思历史、正视现实的第一步，但由于这些人物大都成为后来学界的领袖或某些领域有影响的人物，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考虑，我们总不肯正面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判，客观上使“否定汉字”这一场公案始终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也无法进行全面的讨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态度最为偏激的是钱玄同。他不仅主张要废除汉字，甚至进而主张废除汉语，而代之以Esperanto（世界语）或某种外国语。而在此目的达到之前，可以采用中外文夹用的办法：“凡讲授寻常之事物，则用此新体国文（引者按：指白话文）；若言及较深之新理，则全用外国文字教授；从中学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悉读西文原书。”这种极端主张虽然连陈独秀、胡适等都觉得无法马上实行，但这种主张吹响了否定汉语而代之以西语的号角。其后鲁迅、瞿秋白等对汉语的抨击都是这一主张的延伸。例如瞿秋白说：“中国言语的落后，是因为经济发展的落后：一切社会关系的比较简单，比较野蛮，使中国人对于物件、事情、时间的种种关系没有精确的概念，所以中国言语是很贫乏的—名词不够用，形容词粗浅，动词的概念模糊，尤其是细密的前置词缺乏—前置词的缺乏使这种言语里面表示方位的能力非常薄弱，而且最显著的是中国言语文字里面所谓本质上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等，不能够变化自己的概念来表现抽象的意思。”鲁迅主张“硬译”，以引进新的表现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这些主张从来没有得到过认真的对待与分析，对其中隐含的荒唐与不经之处更是没有批评，在提到这些人如钱玄同时，我们看到的还是诸如“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之类的光环。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批判钱玄同，但钱玄同确实代表了一种思潮、一种现象，因为某种忌讳不想触动钱玄同，连本来可以没有忌讳的陈独秀、胡适也就不敢触及，因为陈、胡的主张毕竟比钱要温和得多。其结果是钱的极端主张在不同历史阶段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比如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双语教育论，在打着“与国际接轨”、“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的幌子下，骨子里贩卖的就是这种对民族语文缺乏信心的货色。其公然违背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还是其次的事情。

再如在否定汉字、推行拼音文字方面，最激进的是瞿秋白。他说：“然而说到具体的中国文字，我们不能够不说，这是比较落后的文字，比较落后的言语。”“中国现代言语发展的情形，已经必须要采用拼音制度，必须要最彻底的文字革命—就是完完全全废除汉字。只有这样，才能够超过汉字的一切束缚而进步起来，使中国文字一天天丰富，无论在文学方面和科学方面，都能够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他甚至对汉字发出最恶毒的诅咒：“完全脱离汉字的束缚—这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则从阶级论的观点来批判汉字：“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在瞿秋白领导之下，吴玉章等人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是解放后汉语拼音化运动的前身和实践。吴玉章的观点还影响了毛泽东，使他在1951年作出了“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文字方向”的“指示”，成了建国后一段时间义无反顾地推行拼音化的金科玉律。然而，由于瞿秋白曾是中共重要的领导人，鲁迅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巨人和偶像，毛泽东的地位更是尽人皆知，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习惯，对他们的主张是不可批评的。甚至到了1952年，连吴玉章都已意识到了拼音化的不妥，并作自我批评说：“我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说，我过去对文字改革的认识有以下两方面的错误：‘（一）认为文字是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是有阶级性的’；‘（二）没有估计到民族特点和习惯，而把它抛开了。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但由于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在比激进、比“左”，对于错误的观点只有继承、没有批评，滚滚大潮已经形成，个人力量已难以逆转，只有被裹胁在其中，顺流而行。吴最后还是违心地坚持了拼音化的道路。195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报告上说：“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指示我们：‘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近年来，毛主席更进一步指出了中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就是说必须把汉字逐渐改变为拼音文字。”从中我们看到了他心中的矛盾和无奈。

回顾历史，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们无意苛责前人。早期文字改革运动的积极主张者与参与者（钱玄同、瞿秋白、鲁迅、吴玉章）其动机之真诚、愿望之美好是毋庸置疑的，为国为民的求索精神也令人敬佩，但他们对于汉字的偏激情绪显然已失公正。而由于缺少反思精神，缺少对前哲时贤的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在前人的合理建议和偏激主张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后人继承的却更多的是后者，结果一浪高过一浪，既把自己裹胁其中，也阻止了更后的人的批判性反思，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在已经意识到错误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某种权威和个人的“一贯正确”，固执己见，死不认错，以历史和民族的前途作陪绑，就更是要不得的。这个教训值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