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热：不要找错靶子
一提起中文或汉语的危机，有人就马上想到了弥漫全国的“英语热”，愤愤然，悻悻然，仿佛汉语遭遇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英语的过“热”。汉语学者尤其喜欢这么说。这种观点我们不能认同。我认为，这是找错了靶子，批错了对象，也是在推卸责任，把本来应该由自己负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
英语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不但有，而且还很严重。请看几个数字：
一是学习英语的人数。有人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初中以上文化的人口比例，估算出1964年以来中国大约有4亿人学过英语。去年在上海的一次外语教学法国际会议上，有人指出现在在学英语的就有3亿人。这两个数字都接近和超过了英美两国的总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二是学习英语所花的时间。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10月对几千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做了一次英语学习时间的调查，结果是，几乎占据上大学全部时间的有19%，占大部分时间的有56%，占正常时间的占16%，占很少时间的只有9%。还有人对不同学习时段的中国学生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作了个估计，小学阶段花的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的1/4，中学阶段占1/3，而大学阶段占1/2。研究生第一年更可能在一半以上。
三是学习英语所花费的财力。据统计，英语教育市场已成为中国一大市场，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更有大量金钱源源流入了英、美、澳等英语国家。以至英国人自豪地称，只要出口英语，便足以保持对华贸易的平衡。在国内，则是全社会对学习英语的趋之若鹜。市面上流行的英语考试不胜枚举，除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职称英语考试”外，仅在上海地区影响力颇大的考试就有“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剑桥商务英语证书考试”、“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考试”、“剑桥少儿英语考试”、“上海市通用英语水平等级考试”、“上海市通用少儿英语口语水平考试”、“托福考试”、“雅思考试”、“GRE考试”、“GMAT考试”等等。上海市推出的“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本来是针对在上海从事口译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可是，每次考试，都有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的考生不辞劳苦前来应考，甚至还有人从黑龙江、新疆等地远道赶来。考生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连在校高中生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与英语考试热相映生辉的是社会上的外语培训热。据2002年10月《解放日报》一则消息报道，上海市社会力量办学机构有100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开办英语培训。上海每年约有30万人次参加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的各类外语培训，整个市场年消费额逾10亿元，这其中绝大多数是英语培训。就每个家庭和个人来讲，学习英语、参加各种培训、报考各种证书，也是一项不菲的支出。
四是英语的高贵身价。英语要高于任何其他学科，包括以前誉之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升学、考研、出国、求职，还有晋升职称，样样少不了它。在许多场合甚至具有一票否决权，例如不少高校的研究生招生，最后拿来划线定高低生死的竟是外语或者（对外语专业来说的）第二外语。专业反而降到了次要地位。
但是，这各种英语“热”的现象是否就是造成中文遭遇危机的根源呢？在我们看来，这两者之间完全无法划等号。这样做，既掩盖了英语“虚热”下隐藏的深层次问题，更掩盖了汉语和中文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成为汉语工作者逃避自己责任的遁词。
让我们先看英语。面对着全国上下如痴似狂、令一些人嫉妒得眼睛发红的英语热，外语界应该很高兴才对。可是，真正怀有社会责任心的外语学者和教育者在这虚高的狂热下，感到的却是深深的忧虑甚至是危机感。
第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从上面说到的“热”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外语教学应该是非常出色，外语人才应该跻身世界一流才对。足球界的人士不是爱说什么“足球人口”吗？中国足球上不去，是因为中国人口虽多，但“足球人口”太少。好了，现在的“学习英语人口”中国是世界第一了，但中国的英语人才远谈不上是世界一流。岂但不是一流，连一般都未必说得上。高投入不等于高产出，这正是英语教育界人士的忧虑之处。
我们也从数字说起。那份指出中国有4亿人学过英语的材料同时指出，这4亿人中，真正具有英语交际能力的也许最多不超过2000万人。2000万比4亿，就是说只有5%的人学了英语可以派上用处，而其余95%的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于都白花了。根据中国翻译家协会的资料，全国现有职业翻译4万多人，相关从业人员50多万，专业翻译公司3000多家，但合格翻译的缺口是90%。市场上以各种形式从事翻译的难以计数，但真正高水平的翻译只有5%甚至更少。许多英语教学专家坦承，我国的英语教育大多是在低水平徘徊，哑巴英语、高分低能的现象屡见不鲜。托福、雅思考高分的人到国外听不懂课，没法跟外国同行交流。说的、写的是一些中国人看来是外语、而外国人看来是汉语的东西。一方面是全民学英语，各种证书泛滥；另一方面，一些真正需要外语的单位如一些外资或涉外单位却招不到合适的人。说个不算笑话的笑话吧：笔者一位熟人嫁给了老外，她的孩子在上海一所外国人办的学校上学，实行的是全英语教育，包括学校与家长联系的材料都是英语。按理能应聘到那里去的教师都是英语的佼佼者了吧，可我那位熟人却多了一个任务：每个星期帮她孩子的班主任“翻译”几十份学生评语，因为那些中国老师虽然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只会用中文写评语，用英文没把握。
第二是高端外语人才稀缺。我国的外语教育体制和外语教学方法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考试为导向、以市场为诱惑的不得法的外语教育体制，它所损害的不光是其他学科教育，还有外语教育自身。过于重视日常交际口语的结果是会说几句家常话的人很多，而真正从事专业型、学术型的外语人才很少。专业书没人翻译，就是译出来也是佶聱难读，让人怀疑他是否看懂了原文。中译英的人才更是奇缺。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骆兆添说，我要在上海找1000个人来把英文翻成中文都找得到，但要找一个能把中文译成英文的人都难。笔者这两年在审读一些学术期刊中译英的稿子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能胜任愉快地从事人文学科学术论文英译的人也是少之又少。一些辛辛苦苦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有的已是博士、教授了，但其翻译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即使在口语领域，合格的会议翻译、法庭翻译等专业翻译人才也非常短缺。同声传译的价码已升到了5000元人民币一场，但仍应者寥寥—不是不想赚这笔钱，而是没有这个能力。在讨论汉语危机时有人提出过一个怪论点，说有许多大学生把精力全放在外语上，不重视母语学习，结果中文水平还不如其外语。我看了非常好笑。就我这许多年来所看到的情况，我还没有见到过一例在中国长大，却是外语比中文好的人（海外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中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完全放弃了母语学习）。这只能说明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对外语教学其实非常无知，却喜欢把责任往人家身上推。
第三个是某些小语种的人才更是稀缺难寻。这里所谓的小语种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算小，例如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但在中国那些起劲地学习外语的人看来，这些都仿佛不算是“外语”，不值得去追逐。英语热下掩盖的除英语以外的外语冷，这也是使外语教育界感到十分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是由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组成的，并不是只有汉语和英语两家。奥运会、世博会都需要大量非英语的外语人才。报载报名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也有10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因此小语种“志愿者”的需求十分迫切，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而一些招收小语种的专业却面临着分配不出去的尴尬境遇，学法语、德语特别是俄语的人纷纷改行教英语。更令人感慨的是，曾经的中国第一大外语语种的俄语，现在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笔者一位颇有成就的教授朋友，因为专业是俄语，为了“才尽其用”，只得离开家乡调到黑龙江大学去工作，因为黑大是中国最后一块俄语地位尚未低落的阵地。
从以上情况看来，外语界和英语界也存在着种种头疼的问题，甚至也可说是危机，一些学者和教育家也在忧心忡忡。而我们的汉语研究和汉语教育家却舌头一转，指责一下“英语热”，以为这样就可轻易地把中文存在的种种问题转嫁到外语上面去。这不是逃避责任是什么？
我们认为，中文是中文，英语是英语，两者各自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英语热并不必然引起母语水平下降，两者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退一万步说，就是现在宣布全国取消英语教育，能保证中文的教育水平就此提高吗？“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几乎同全世界断绝了来往，学习外语在许多学校几乎取消（上些年纪的人应该记得河南省马振扶中学一个学生因为喊出了“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口号一下子成了全国的英雄），但中文水平在“文革”期间照样无可奈何地下降。看来，中文面临的危机问题还要靠自己去研究、去解决。
要说英语对汉语的冲击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就是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英语的全球化势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脱颖而出，超出所有与之竞争的语言如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成为“准国际语”，国际会议、学术探讨、商务交流都离不开英语。联合国各种场合中使用的语言95%都是英语。汉语的使用率不到1%。这已形成对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威胁，其对象当然已不仅仅是汉语，这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第二是在互联网上，网络世界更是英语的天下。据统计，目前全球互联网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78%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写的；汉语网页数不及英语的一个零头。有人说，能否在互联网上取得生机，将决定一个语言的未来。要应对这两个冲击或挑战，靠诅咒或者企求英语热降温是做不到的，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我们的汉语工作者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