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从神坛上跌落

六、汉字:从神坛上跌落

汉语的危机更集中地表现在汉字的危机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衰弱。曾经风光无限的泱泱大国,沦为备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中国国内,国民愚昧,国力空虚,与列强不可同日而语。紧闭的国门被列强叩开之后,国人开始了解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中国一批有着拳拳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接触了西方思想和西方文化,面对现实,开始反思。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落后,乃是由于中国的文化落后;中国之所以文化落后,乃是由于教育落后;中国之所以教育落后,乃是由于语言文字的落后。当时通行的书面语—文言文被激进的革命者当作文人士大夫的语言(老百姓是看不懂的)批判。而且文言文需十年寒窗苦读,方可掌握纯熟,学习起来费时费力,更是国民愚昧的根源。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革了文言文的命,白话文正式成为通行的书面语。而中国的汉字,在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眼中,则是除文言之外,造成中国内外交困局面的另一大元凶。中国使用了3000多年从来没有成为问题的汉字突然成了中国愚昧落后的罪魁祸首。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比拼音文字在记音上的优越性,提出汉字“繁”、“难”,不利于普及教育,推广文化。似乎当时中国文盲众多全由汉字造成。另外,当时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语音中心主义”正搞得轰轰烈烈。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被生物学界普遍接受,在人文学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文字的发展像生物界一样,是沿着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不断进化的,从而提出了文字的发展从表形文字到表意文字,再到表音文字这一文字发展“规律”。按照这一理论,汉字被不幸地划分到象形文字、表意文字一类,属于原始的、初等的文字,理应被代表着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所取代。

既然中国的落后挨打都是落后的传统文化造成的,而落后的传统文化又和汉字挂上了钩,那对汉字还有何怜惜呢?汉字落后论一经提出,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呼声就不绝于耳。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为谐声”。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了”。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并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指导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称:“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当时,“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挽救国运的响亮口号。

文字改革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后达到了高潮。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主任马叙伦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文字改革工作由此而成了一项“国策”。为了更好地实现汉字拼音化的目标,国家先后成立了前后相承的三个机构: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即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前身,1985年并入教育部),直属于国务院,执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6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于1964年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重新修订后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起,全国小学开始教汉语拼音。

不可否认,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在某些领域是卓有成就的。如普通话的推广,大大地方便了国内各地的交往,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行,使中国人有了方便的注音方法,是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有效的辅助工具。同时,汉语拼音也是行之有效的汉语语音排序手段,大大地方便了汉语排序和检索。

然而,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人们再回过头去看这一百年来汉字拼音化所走过的道路,重新审视“汉字落后论”和“废除汉字”的口号时,却发现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今天,我们还能够理解当年那些激进的革命者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他们为“废除汉字”而振臂疾呼,实是出于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是适合汉语特点的文字体系。汉字的使用纵横几千年,涉及十几亿人,不是少数的专家学者凭着一腔热血说改就能改的。语言和文字自身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我们对西方语言文字、对汉语言文字、对西方的语言理论的了解不断深入,认识不断深化,汉语和汉字的独特魅力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昔日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渐渐偃旗息鼓,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汉语“拼音化”目标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一百年的文字改革运动尽管没有最终达到取消汉字的目标,然而却已给汉字造成了累累伤痕。这一“两败俱伤”的结果可能是发起者所不愿看到的,但无情的事实就是如此。

汉字受到的最大的伤害是在精神上的,失去了以往人们对它的敬畏感。我们当然不指望重新回到以前那种“敬惜字纸”的传统,但如果对自己民族的文字失去了最起码的敬畏感,让它变成可以随意玩弄、揉捏的软泥,人人得而亵之,写错字、别字不但不以为忤,还以为是时髦、新潮,那这种文字的前途也就岌岌可危了。文字的乱用、滥用、乱改、胡改,其造成的危害有时比干脆禁用还要可怕。现在出现的“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屏’”等等社会现象,其根源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