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术”也要重“道”

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者，特别是第一线的老师们埋头于具体教学业务，埋头于字、词、句、篇及其教学，很少关注语文教学背后的理论问题，即使个别有理论兴趣的，也主要在教学法或至多语言教育理论。对语言学理论感兴趣的可说绝无仅有。我们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这也是造成我们的语文教育多年来徘徊不前，甚至每况愈下的原因之一。

原因很简单，实践是由理论指导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且很容易为各种因素所左右。中国文化传统非常讲究“道”与“术”的关系，只管实践、不顾理论就是一种重“术”不重“道”的表现；而不重“道”，“术”就失去了方向。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每一个学科都可以纵向分成四个层面：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实践。对于语文教育来说，处于最底层的是教学实践。在它之上是语文教育理论，这是一种应用性的理论，讨论教育中的许多原则、方法和技巧问题，对语文教育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再往上是学科理论层面，对于语文教育来说，这一层面包含着语言学、语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对指导制定语言教育理论有着重要意义。最上面的一层是学科哲学层面，对于语文教育来讲包含着语言哲学和教育哲学。这四个层次一个高于一个，一个深于一个，处在高一层次的对正面的层次都有指导意义，而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当然是最高层次学科哲学层面。

理清这些关系，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去学习理论，我们的想法只是请大家注意到其间的关系，明确我们的教学实践不是孤立的、就事论事的，每一种实践背后都是有东西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都要受着某些理论的制约，在它的指导下行事。如果能有意识地“关心”理论方面的某些动向，就能提高自身实践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在四个层面上，最高的是学科哲学。对语文教育来说，首先是语言哲学。而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观的问题。语言观问题是语言研究的最基本、最初始问题，决定了语言研究的方向。不同的语言观，决定不同的语言理论、目标、范围、途径、方法、重点、结果、政策、教学法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因此，对语言教育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是语言观以及由不同的语言观引起的相应语言理论问题（当然也有教育观和教育理论问题，但这不是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

语言观的问题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现实和实际的。比方说，在整个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语言观是语言工具观，不仅“资产阶级学者”这么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恩列斯也都有过这样的言论。我们就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西方学者在谈到语言是工具时往往是在谈论学习和使用外语的背景下，诸如“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之类，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我们主张的语言观是语言世界观（见前文）或语言文化观，但语言工具观也有一定的适用场合，即当这个“语言”指的是外语的时候，对学习和使用它的人来说往往意味着是一种工具。而反过来，当这个“语言”指的是母语时，它就绝不可能只是一种工具，而是本民族文化的根、存在的家园。这个认识对于我们的语文教育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既然我们在教学的是母语，而母语是民族文化的根，我们就决不能只当作一种冷冰冰的工具来学习，而要贯穿着满腔的热情、满腔的爱。从而在这个基础上探讨学习和教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