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政治化与学术禁区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备受列强欺凌、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发生的。知识分子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将其一切作为与国家、民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从清末起，就陆续出现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新学救国等思潮。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泛政治化”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一些爱国心热、救国心切的知识分子，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下，急于求成，越来越求助于激进的理论和主张，越来越倾向于把不同的主张对立化，并以政治标准来画线，简单地处理问题，从我者生，逆我者死，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也就越来越强烈。从五四起至1949年，中国语文界经历了几场论争，每次的背后都有强烈的政治掺入。
第一次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要求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最早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提出“八事”的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强调是“未定草”，其态度还是相当温和的，而且基本上还是在文体范围之内，也就是学术问题。但到了陈独秀那里，这个问题便迅速激进化，“改良”变成了“革命”，“八事”变成了“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说“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精神界之文学”，从而把学术问题推向了政治。而在胡适审慎地提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时，陈独秀更蛮横地提出，“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结果白话文运动在几乎一边倒的论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二场是文字改革运动。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而教育落后的原因是因为汉字难认难读难写难记，这是清末文字改良派和五四文字革新派的共识，而其不同则在前者并不想完全消灭汉字，只想发明一种简易拼读方案来帮助中国语文的普及，而后者认定汉字已无药可救，必须彻底否定，代之以西洋拼音字母。这本来也是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激进派如鲁迅、钱玄同等也将之上到国家兴亡的政治高度。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已为人们所熟知。钱玄同则进一步连汉语也要灭掉，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而废汉文以后用什么文字呢？他的方案是用ESPERANTO（世界语），而因世界语尚在提倡之时，可以先借用某一外国文字如英文或法文，国文则限制字数，中外文夹杂，作为一种“新体国文”，用作国文教育。从中学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全用西文原书（笔者按：可谓今日主张“双语教学”者之前师），其好处是“因直用西文原书之故，而其观念当可正确”。正因为在汉字改革上有如此激进的主张在，因而稍温和的主张就变得容易接受了。鲁迅对此看得十分清楚，说：“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最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同样，比起取消汉字，汉字拉丁化的可接受度也就高得多了。
第三场是“国罗”与“北拉”之争。同是走汉语拼音化道路，也会引起纷争，甚而上升到政治层面，这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伴随白话文运动的国语运动有两个方面，汉字改革和国语统一。白话运动是主张言文一致；汉字改革是易难为简，直至走向拼音化；而国语统一则是达到“言语同声”的目标。中国原先是靠文言文统一全国书面语的。既废文言改用白话，则用什么白话就成了一个问题，特别是采用拼音以后，如果不确定一个标准音，由于汉语方言众多，必将造成新的言文不一致。清末王照提出了“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的主张，但民国建立后对于以何种音为标准音仍有不同意见（国民革命政府中粤人占多，因而主张广东话的数量不少，是孙中山做了大量工作才免于通过“以粤音为正音”的提议），1913年“国音统一会”经投票表决通过了“国音”标准，其实还是政治上折中的产物，其中以京音为主，也吸收了粤音和吴音的成分。经过反复讨论，直到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才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于1926年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方案。几年以后，瞿秋白写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第一次提出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1930年，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文拉丁化委员会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修订了中文拉丁化方案，并据此确定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一些基本原则。自此拉丁派和罗马派不断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两个：其一，在是否作为文字问题上，罗马派主张这只是注音符号，识字之助，而拉丁派认准这是新文字方案；其二，在对方言的态度上，罗马派坚持全国语音统一，而拉丁派强调中国现在还是方言土语阶段，因此“为最广大的民众着想”，应该先把方言拉丁化起来，然后再实现国语统一。因而拉丁派的方案是主张拼方言的，如倪海曙的方案里就包括了“北方话、江南话、广东话、闽南话、瓯嘉话、潮汕话”六个方案，当然其中北方话的拉丁化是最重要的，因而后人称之为“北拉派”。而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派则批评拉丁化新文字是“外国人越俎代庖”。黎锦熙针对拉丁派拼方言的主张，说“我们认定他们那一套‘拉丁化中国字母’是绝对的不适用。这个理由很简单：凡一个民族要改革文字，必须有全民族统一的标准语言，我们也主张‘汉字改革’，我是属于第一个主义的‘国语统一’的，不是属于第二个主义的‘国语不统一’的”。一派是彻底地为民众，一派是为了维护国音统一，不同的拼音方案之争于是便成了政治问题。北拉派是在苏联支持下由中国共产党人发起的，而国罗派的主将赵元任等1949年后去了台湾和美国，因此解放后大陆的拼音化基本是沿着北拉派的主张在走。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最基本的两点分歧上，他们却逐渐采取了国罗派的主张。首先是不再主张搞几套方言的拼音方案，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从拼音取代汉字的立场改为只是注音工具的立场。
还有一场是我们在上编提到过的白话文和大众语之争。白话文自以为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打倒了文言文，而持大众语者基于当时的很多白话文文章常常半文不白，有时还标榜时髦，不伦不类地加上一些外语语词和欧化句子，又从更“民众”的立场进行了批评。1932年7月，文学家宋阳在《文学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大众文艺问题》一文，号召再来一次“文学革命”，要求推翻“新文言”，一切都用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来写，尤其是采用“新兴阶级的普通话”。从而挑起了一场新的论争。大众语讨论的主要倡导人其实是瞿秋白，此前不久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因此这场讨论的政治色彩是非常浓厚的。
学术讨论“政治化”有一定的方便之处，一是使问题简单化、尖锐化；二是可以快刀斩乱麻地迅速解决。但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病，即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仗势欺人。学术问题需要心平气和地耐心讨论，平等研究。压服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即使一时好像沉寂下去了，但隐患仍存在，保不住什么时候又会冒出来。这里讨论的几个问题后来都有“回潮”即是明证。“北拉”和“国罗”的争论在中国内地几十年来几乎是一边倒地倒向北拉，但现在实际回归到了国罗的主张，也是颇耐人寻味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语言学界开始转向苏联。1950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翻译出版给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斯大林的这部论文集是对当时在苏联语言学界影响颇大的马尔的“语言新学说”的严厉批判，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研究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本身就带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
从我国对国外理论语言学的译介中可以看出很浓的政治色彩。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语言学理论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而相继翻译介绍进来。如1950年8月，草婴译《斯大林论语言学问题》，徐沫译安德烈也夫的《马尔的语言学说》，1954年高名凯译契科巴瓦等著《语言学中的历史主义问题》等等。1960年以前，西方学者写的著作译成汉语的只有四本，分别是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法》、柯恩的《语言》、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和汤姆逊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语言学论文选译》，还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所编的《语言学译丛》，发表的也基本上是翻译苏联学者的文章。1961年，中苏关系急剧变化，我国对国外语言学的翻译介绍明显地开始注意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萨丕尔的《语言论》、弗里斯的《英语结构》、布洛赫和特雷杰的《语言分析纲要》等在我国翻译出版。
理论语言学课程设置上也受到泛政治化的影响。自从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以后，我国高等学校理论语言学教学曾经一度比较兴旺。1954年学习苏联经验，修订教学计划，全国各高等院校中文系、外语系普遍开设“语言学概论”课程，但好景不长，1958年围绕语言学课程理论脱离实际进行大讨论，于是“语言学引论”课有无开设的必要成为讨论的焦点，1959年讨论结束后，虽然达成共识认为应该开设这门课程，但之后的理论语言学教学却进入了低潮。
在语言规范问题上的泛政治化倾向更为严重。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作为我国语文工作的三大任务是以《人民日报》社论（1955年10月26日《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形式提出来的，其政治性不容置疑。作为国家政策，这三大任务是不容有反对甚至不容有讨论余地的。三大任务中，推广普通话的反对意见最少，但这不等于对另两条也没有不同意见。事实上，在后两个问题上，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在中国的环境下，这成了政治问题。反对拼音化、反对汉字简化，成了攻击甚至从政治上伤害对手的手段，陈梦家等一批专家被打成右派，含冤去世。唐兰等著名文字学家则一直受到批判，郁郁而终。正是这样的政治高压导致了“文字改革运动”几乎没有阻拦地一直推行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改的激进派们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在没有经过人大讨论的情况下，抢先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人称“二简方案”，也是打着“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成果”的旗号，从而压制了可能有的反对之声。只是因为“二简方案”实在太不像话，加上据陈建民统计，“‘一简’与‘二简’加起来共有3088个简化汉字（包括偏旁简化字），在三四千个常用字中几乎占一半以上。如不废止‘二简’，翻开书报，净是生疏的简化字，连知识分子岂不也快变成文盲？”国务院才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于1986年6月24日明令废止“二简方案”。但却至今也没有人明确交代缘何废止，给人以不了了之的感觉。
事实上，拼音化问题和繁简字问题由于长期的泛政治化，几乎已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在毛泽东“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话公布之后，长期以来，没有人敢对这个方向有半点质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易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事实上意味着拼音化道路的结束，但这是以政府行为的面貌出现的，学术界几乎是蒙在鼓中，因而赞成的既高兴不起来，反对的也无话可说。繁简字问题则由于涉及与台湾的关系，更几乎成为政治上的禁地。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建民说：“在绝对化思想的长期影响下，某些领导在汉字简化问题上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不能与台湾求同，在大陆不能有繁体字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根据台港澳通行繁体字，建议大陆‘识繁写简’，‘高中生学一点繁体字’被视为‘奇谈怪论’，无端与政治联系起来，置合理的意见于不顾。对街上版匾出现的繁体字一直是不能容忍的，即使是文化名人的繁体字墨宝，有个时期也被限令拆换。否则，就处以罚款。”问题最后直闹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那里才得以解决，并且写入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就是说仍是以政治方式解决的。
语言政策、规划中的政治倾向还导致了人们语言使用、语言表达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曾写过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反对讲套话、空话，例如写文章、作报告总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解放后这种文风不但未见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空话套话成风，因为不这样不足以显示“政治正确”。采访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说出来的话都是警句和豪言壮语。有人将这类话语概括为“三没”、“五无”：没错、没味、没用；无风格、无个性、无魅力、无说服力、无感染力。这种“没”或“无”，就是个体表达的失语症，其背后折射的是语言规范性要求国家意志要远远大于个体的自由表达。
以上各例都可以看出政治在我国语言学领域的重要性，语言研究、语言教学、语言规划、语言使用、个人表达等等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各行各业都要“讲政治”一类的口号已深入人心，学术问题的泛政治化使得研究者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和习惯，加之政治运动带来的恐惧氛围、群众激情造成的社会压力，使人不能不从众，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切“言论自由”、一切“创新思想”似乎都无法逃脱政治的控制与导向作用。关于学术问题泛政治化的倾向在中国是有历史的，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是晚清以及“五四”以来更有新的表现，那就是时时与“爱国”、“反封建”、“打倒‘四人帮’”等激进口号与“现代化”、“民主化”、“全球化”等“正确”主张结合在一起。主张者只要一提这些“正确”口号，似乎就已先立于不败之地，取得了道义上因而也是学术上的优势，而反对者在一开始就似乎已不战而败了。学者毛寿龙说：“泛政治化，往往过分扩大政治的空间，而挤占了经济、文化和学术等发展的空间。而当政治的空间被无限扩大之后，经济、文化和学术的发展空间自然也无限地缩小了。”这一现象确实应该引起学术界特别是当政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