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回归语文
“语言性”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加强对自身语言和语言教学规律的研究。坦率地说，这么多年来，建立在西方语文教学方法基础上的中文教学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指望语法教学引进母语教学来提高学语文效率更可以说是失败的尝试。另一方面，对汉语固有的、几千年来实践着并被证明是有效的教学法，却很少有人肯花时间去研究，以为这些老古董不时髦。其实，至少就“语言性”而言，传统的教学方法里边肯定体现了更多的汉语的“语言性”，问题在于你肯不肯去发掘。
我们要提到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前辈，他就是长期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工作的张志公先生，也是两次中学教学语法系统（1954—1956年的《暂拟系统》和1981年前后的《试用提要》）的主持人，可说是语文教育的权威。可贵的是，他晚年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是对他自己从事了大半辈子的工作几乎全盘否定，认为迄今为止的汉语语法体系基本上都不符合汉语事实，只能像“用西餐餐具吃中餐”那样凑合，真正符合汉语实际和汉语特色的语法还有待创立。第二是他把晚年的精力转向了传统语文教育研究，希望从中找到汉语语文教育的规律。他先后写了《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和《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两部重要著作。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张先生提出：“我愈益感到，语文是个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特点的影响。为了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语文教学的路子，我觉得迫切需要对我们长期的语文教育进行认真的研究。”然而可惜的是，除了这位可敬的老人的垦荒性的著作之外，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其他人在跟进，新时期的研究者似乎比以前更加义无反顾地把希望寄托在西方语言理论和语言教育理论的引进上。而越来越彻底的应试教育更扼杀了第一线教师可能有的创新和试验，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现代一般人眼里，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是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人们不曾想想几千年来我们国家历史上也出现了那么多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大学者，他们也是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包括近代这么多伟人，从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到孙中山、毛泽东、鲁迅、胡适，哪一个不是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他们的情况虽然各异，但至少在语文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而在新式教育体制下，我们看到了科学方面的某些成功例子，却真的没有看到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有超越前人的什么人物。也许新式体制适合科技性人才的培养，而在语文教育上旧式教育还有可取之处。因此，在消除语文危机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从传统教育中吸收有益的因子。张先生特别提到了汉语汉字的特点（非形态、单音节、字的多义性、词的灵活性等）对汉语组织的影响（容易造成整齐的句子、容易押韵、容易对偶），这些对语文教材编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里再看看传统语文教育的其他一些方面：
第一，传统语文教育主张多读多背，重视知识的积累。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这说明，熟读是理解文章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必由之路。只要诵读到十分精熟，就能达到自晓其义的目的。古代儿童入私塾后，在老师的指导—范读后，就摇头晃脑地读书，古人对读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每教一篇文章，在教师有声、有色、有情、有韵的范读后，要求学生微闭双眼，轻声吟诵，要读出文气，读出感情。学生必须把老师教的全部背熟后才能上新课，并且日后还要不断复习，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总习”—把这段时间读的书全部背诵出来，到年底还要背“年书”—把这一年读的书背下来，这样四五年下来，《三字经》、《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几部书就都基本背诵下来了。古人认为蒙养阶段—儿童十五六岁前，这段时间的儿童机械记忆力较强而理解力较弱，因而必须从小就读熟记住—读多自晓。古代先生并未就其中的任何一个句子加以解释，只是用极为严厉的手段要求学生将文章熟记在心中。通过这两三年时间严格训练，儿童在识字方面的障碍基本上得以清除，同时还学会了断句的初步知识，这为下一步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多年来，我们批判这种学习方法，主张要理解的记忆，反对死记硬背。转而进行的实践是，面对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就大讲作者简介、时代背景、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等，满堂灌。这种架空的课文分析，老师讲得辛苦，学生听得莫名其妙。最重要的是听了半天，只剩下教师讲的“知识”，真正该读的“原文”没有了。学语文本是一个实践和熟能生巧的过程，读书、积累，多多益善；数量多了由量变而引起质变；大量积累、积淀于前，才会点滴模仿反刍于后。传统语文教育注重文本的积累，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等，其实是在不自觉地走这一条路。但“五四”后的现代语文教育，迷信于西方语法学的“执简驭繁”，欲走捷径，试图精讲细读少量例子后学生自动举一反三，会读、会写同类文章。结果由于阅读的量太少，根本达不到目的。
第二，中国传统语文教育重视读写结合、多写多练。读和写是语文要培养的最基本的能力，而这两种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说明了这一点。古人把阅读看作是写作的基础，读万卷书—胸中满腹经纶；破万卷书—读懂并思考理解，形成自己的见解，写作时才能文思如潮，文笔如有神。而写作也靠多练。《东坡志林》中有一段记载文章大家欧阳修对作文的体会：“无他术，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有懒读书，每篇一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古代学塾大多规定日子作练写，如清代尤启瑞的《家塾课程》中制定：“逢三、八日作文，初一、十五日作史论及诗赋”，这种细水长流坚持不懈的训练，能使写作技能逐步达到熟练的程度。曾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八股文写作模式，就其写作本身循序渐进、讲求章法结构、培养学生理性思维来看，就显示出它当时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除几篇范文的学习外，学生很少读其他书籍，而写作理论的知识却从小学到高中贯穿始终，什么记叙文的要素，说明方法，议论文结构，可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一学期写不了几篇文章，写完了老师也不认真批改。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写出来的东西内容贫乏、立论苍白可想而知。由于学到的写作“知识”相同，因而写出来的文章也大体一样：大体一样的开头，大体一样的故事，大体一样的主题，大体一样的用词。学生们缺乏在自己年龄阶段本应该有的率性、幻想、奇思、天真、浪漫，过早地成熟、老成。
第三，中国传统语文教育重视自我感悟与游历实践结合。大自然的陶冶感化对纯正的审美情趣的形成，人格境界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古代的学者非常重视游历，把“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同列为学习的重要课程。先生并不是将学生关在屋子里作死板的语言练习，而是将学生带到野外，通过体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玄妙，在先生的点拨下，那些富于灵性的精妙词句就从学生们的口中漫溢出来了。中国传统一方面特别关注自然万物的蕴涵，另一方面又重视触景生情，借水光山色浇胸中之块垒。学会“静听雨打芭蕉”，“欣赏村舍炊烟”，“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对乡间小径上的朵朵百合亲切、温柔”，“从杜鹃的啼唱中体会游子情思”。如果没有对自然的体察感悟，如果没有对言语文字中的审美情趣引起共鸣，今天的学生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暮雨潇潇、秋槐落叶、凝碧池头、江峰浪起、积雪浮云、月照苍然等自然美景在言语中的独有韵味的。
当今中小学生，禁于课堂、囿于课本，脱离火热的生活。虽然学生时期，不能人人做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但为了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增加阅历，提高修养，一定要接触社会，“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古人教学更多的是让学生去读去思考去领悟去亲近自然，至于课堂与课外，应把更多时间留给学生阅读和思考。
第四，中国传统语文教育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我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曾提出：“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这一论断，一语道破了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本质。古代中国历来重视少儿教育，《周易》提出“蒙以养正”，说明中国文化早就认识到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的必要性。自周秦至清末，三千年的蒙学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语文教育经验，编写出了大量的文质兼美、适于教学的蒙学读物。从历史顺序上说，有南朝周兴嗣所撰写的《千字文》；唐代的《太公家教》和《兔园册》；宋代的《三字经》；清代的《弟子规》、《增广贤文》等著述。蒙学教育的首要功能就是进行道德的启蒙，宋代的《三字经》开首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把向善思想深深扎根于人心之中；中国人学习经典、修心养性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单纯地追求人格上的完善，而是从道德修养出发，经由道德的社会教化，最终实现“化成天下”的道德价值过程。对意志的磨炼和人格修养在蒙学上则表现为刻苦求学精神的鼓励上，如《三字经》有：“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若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即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这样中国古代经过长期的人文精神熏陶，一些出身寒门的学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修身、养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了自我的伟大抱负。
今天的语文教育只关注语文作为外在工具，一方面忽视了蕴涵于其中的人的因素，使语文教学实践变成了像使用锄头、镰刀那样的纯技术的实践，语文课堂成了木工师傅教徒弟使用锯子、刨子之类的状况，冷面无情，只见技巧不见人；另一方面则无视人的丰富个性，视学生为接受知识的容器、有待开动的机器。课堂上，我讲你听，我导你练，我考你背，使本来应该丰富生动的课堂变得单调无味。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传统的语文教育并非如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一无可取，而是贯穿了人文精神，贯穿了对汉语汉字特点的深刻领会和利用，它重视语文学科的育人作用；利用多读多背有效地突破了汉字教学中认读、书写、积累的“三关”；通过游历与感悟指导学生语言的实际运用；在重视读写结合的前提下，通过精读与博览相结合，让学生在语言学习中“动口”、“动手”、“动脑”；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这些有益经验对于今天的语文教育仍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中文危机的解决之道，语文教育是关键，也是最难的地方。有了好的想法，要变成全社会的行动则更难。我们把这个放在最后一章，不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实际上前面讲的一些只是一些举例。我们真诚地希望语文教育能够真正摆脱应试教育的枷锁，真正回到语文教育上来，还语文教育以诗性的光辉和人文的坦途，让学生感受真、善、美，透过文字去理解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精神、思想和智慧，相信语文教育定会让学生唤起良知、增加善念、净化心灵、充满智慧，到那个时候，学习语文就将成为愉快的精神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