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棒下的无奈
要说语文教学不知为何而教、为何而学，倒也不尽然。至少这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明确的目的是为考而教、为考而学。高考尤其是语文教学说一不二的指挥棒。
平心而论，高考制度还是目前中国可信度和公平度最高的人才选拔制度，它结束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闹剧，堵塞了特权之路。人们坚信高考分数是客观的，高校录取是公正的。因此，和推荐上大学比较，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由于高考竞争激烈，不仅关系到考生能否上大学，还涉及相关学校的升学率、评比的名次乃至教师的晋级、职称评定、升迁等直接的物质利益，使得一切都围着高考转。教学也因之发生了严重的异化。按理应该是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考试就考什么；而现在倒过来了，成了考试考什么老师就教什么，学生也就学什么。结果整个教学过程围着潜在的高考试题转。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加上一大叠模拟试卷，就是教师和学生拥有的全部资本。面对这样的教学，教师无奈，学生痛苦。
谈到语文高考试卷，最使人反感的是它的标准化试题。标准化考试最早在美国的托福（TOEFL）考试中采用，这种四选一的考试方式曾被当作“科学的考试方式”而传遍世界各地。1985年，我国从香港地区引进这种考试方式，把它用于语文考试。在广东试验一年后，于1986年在全国推广使用。语文采用标准化考试，其初衷是为了增强试题的客观性，应该说用意是好的，但问题是它没有考虑语文学科的特点，因为语文学科是具有模糊性的人文学科，套用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标准化考试模式是不合适的。采用大量的标准化选择题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在标准化考试的影响下，教师的“教”没有任何自由发挥的余地，学生的“学”也不需要任何文学感悟力或想象力。
近些年的标准化试题越来越刁钻，花样也不断翻新，答案也越来越僵硬，完全背离了语文课的本义，变成了折磨人的恶作剧。许多标准化试题，其所谓的标准答案其实并不“标准”，常常是无理取闹。这种考试的最大危害就是对教学的误导，结果造成学生对母语的厌恶乃至仇恨。网络上，一位中学生来北大中文论坛向哥哥姐姐们请教十道选择题，这些选择题让北大的学子们都傻眼了。试举一例：这家企业改革的任务，—（A.不止B.不只C.不仅 D.不光）是“减员”，更重要的是“增效”。照理4种答案都可以，但是老师说正确答案只能是B，“不只”。老师的解释是：A和B是同音近义词，但A太书面化；D是纯口语词；C呢？“不仅”可以跟“而且”对应，但不能跟“更重要的”呼应。这样的标准化试题不把学生考傻还会有什么好结果？
香港从1986年起停止了标准化考试。苏联从1986年起废除了标准化考试。标准化考试的危害，美国已经感受到了。据杨振宁先生说，美国中小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拼写能力相当落后，经常在国际比赛中“垫底”。目前的新托福考试已经将客观题的比例由原来的100%降到10%～15%，其他部分全部由口语和作文所替代。标准化考试的故乡已经在改革了，一些曾经积极采用标准化试题的国家废除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语文高考试卷的第二个受到责难的方面是难度有问题，难度有余而高度不足。据统计，近几年语文高考试卷如果从150分制换算成100分制，那么考生的平均成绩就只有50分左右，这意味着按照高考试卷的难度，全国大多数考生经过12年的学习，其语文成绩都达不到及格标准。可见，目前语文高考试题的难度的确不小。有时连阅卷教师也感叹说：这样的试卷如果让他们来做，最多也只能考70来分。据说，连王蒙这样的语言大家也只能考60多分。问题在于试卷难是难了，可高度不足。因为有些题目其实并不难，本来只要凭直觉和语感就可以判断其是非，但一些无谓的干扰项把简单问题弄得很复杂，结果考查学生的不是他们的语文能力，而是拨开迷雾，寻求“标准”答案的能力。
再一个方面是考题繁琐，脱离生活，束缚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2004年浙江省语文高考卷有这样一道选择题：人应当讲信用，对已经作出的允诺就决不—（失言，食言）。要求在“失言，食言”之间选一答案。这样的题目表面看起来是考学生的词语理解能力，实际上却是一种人为设置的文字游戏，因为实际生活中，人们更可能用反悔、失信等。类似的考题不仅使应考的考生无所适从，而且更会引导学生去钻牛角尖，做一些同义词辨异、歧义句分析这样的操练，最终束缚学生真正语言能力的发展。(https://www.daowen.com)
第四个方面，考知识点而不考语言能力。考试的重点本应该是考查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而不是考查各种知识点。但现在的高考试卷以尽量扩大知识的覆盖面为由，随意考查些零零碎碎的知识。甚至连“作者的籍贯”和“作品发表的年代”“文章选自哪里”等这些需要时查查工具书就会知道的没有多少价值的知识也拿来考学生。这就等于暗示学生，今后凡是课文的各种注解都要背，否则就要失分。这样做的结果，会引导学生把很多精力放在死记硬背那些繁琐无用的知识上面，诱发出教师和学生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为题海战术的运用创造条件。
第五，高考试卷的另一个弊端是考卷题量太大。也许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满满的八页考题，但要是看看70年前北京大学的国文入学考题，就会知道我们的量是多大了。1936年北京大学入学的国文试题是这样的：“（1）作文。叙述你平日作文所感到的困难，并推寻其困难的由来。（2）你从读书以来，对于学问的兴趣经过几次转变？试说明其经过及原因。注意：两题选作一题；作白话文，不限字数；自己分段，每段第一行低两格写；自己加标点符号。”语文考试量不大的情况就是到“文革”以前还是如此。笔者1962年参加高考时语文就考一篇作文，题目在《说不怕鬼》与《雨后》两题里任选一题。报考文科的则还要考一门文言文翻译，翻译一篇短文，没有什么“解释加点的字”之类，更没有语法分析。记得当时一张卷子笔者实际只花20分钟就做完了。
高考是指挥棒，因此，高考试题如果命题不当，则会误导教学，给学生造成沉重的课业负担。“文革”前的语文教学，老师和学生都感到趣味无穷，不管是平时考试，还是升学考试，学生都感到比较轻松，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语文学习的关键是靠平时积累，只要平时认认真真地学，踏踏实实地练，则考试是不会难的，语文考试成绩也不会太差。但最近一二十年来，标准化考试的盛行，试卷难度的提高，知识题的出现，造成了对训练的空前强调，而且训练演变成了机械操练，大量做题，做各种练习题，做中考、高考模拟题，以至于不读书，只做题。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教师的教没法主导得起来，学生的学也没法主动得起来，教师和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为了考奴—考试的奴隶。
如果只是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要求进行各项常规训练，是远远不能适应语文高考试题的要求的。不能适应高考试题的要求，就得不到高分，也就会影响到考分和升学。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争取得高分，就千方百计地跟高考要求对口，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应试训练。据了解，为了应付高考，不少学校用两年时间把教学大纲规定的170篇基本课文通通过一遍；把中学语文教材中确定的知识点和训练点通通“扫”一遍，然后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总复习。这总复习要把近几年的全国语文高考题通通“练”一遍；还要把根据多方预测来年可能考查的新内容和采用的新题型以模拟考试的方式通通做几遍，期间还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摸底考、模拟考、联考、统考、月考等等。这样一来，既增加课时，又要加重负担，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对高考的崇尚也剥夺了孩子们幸福的童年和少年。中国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梦想，也没有了个人的爱好和兴趣。沉重的学习负担浇灭了他们的梦想。孩子们的世界越来越小，只剩下一张试卷。教育的起跑线大大提前，以前还是高中阶段的事，现在逐渐前推到了小学乃至学前。还提出了一个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一荒谬绝伦的摧残儿童的理论。恕我直言，在你这么做的第一天，也就是逼着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或做各种练习的时候，你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因为你逼得他失去了童年，而没有童年的孩子就不会有快乐与成功的明天。我们不是爱跟国际接轨吗？与我们的孩子沉重的学习负担相比，西方国家学校的孩子学习就比我们要快乐轻松得多。笔者的孩子10多年前在英国上中学，课本是学校发的，没有回家作业，也不允许把课本带回家。有一次老师想每天布置20分钟的家庭作业，发信征求家长意见，结果你猜怎么着？多数家长竟然不同意！就只好不了了之。和人家比，我们愧对孩子。
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不否认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的存在。问题在于它的指挥是否得当，是否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是否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不少人提出要把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但实行素质教学的关键在考试，只要没有素质化的高考模式和方法，素质教育就永远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