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足观下的自然科学化
语言观就是对语言的基本看法，种种语言学上的不同理论都是由不同的语言观所造成的。人类迄今在语言观问题上存在过四种看法。第一种是从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开始形成，曾为列宁斯大林所赞同的，把语言看作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第二种是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提出，得到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所赞同的，把语言看作是人的世界观，即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过程；第三种是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为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所赞同的，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第四种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是人先天就有的一种本能。对一百年来中国语言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第一和第三两种。至今，大多数中国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或语言学概论教材对语言下的定义（具体用语可能有出入）还是“语言是作为人类最重要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从语言哲学的立场，我们要对这两种主张进行分析。这一节讨论索绪尔的自足观，下一节讨论语言工具观。
索绪尔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语言学家，曾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即语言，从而使语言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在索绪尔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语言是封闭的、独立的、自主的系统，语言不能离开使用语言的人和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语言随着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和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但从索绪尔开始，这种局面被打破了。索绪尔在确定语言学研究对象时“切了三刀”。第一刀他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认为人们日常使用的、我们所听到的具体的话语都是“言语”，只有从一个语言社团的所有人的“言语”中抽象出来的一个抽象体系才是“语言”。第二刀他区分了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因为人们使用的语言始终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这个过程充满了动态和变数，这种历时的语言不能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把语言的历时发展看作一个立柱，其中每个因素都在演变，只有在其间横切一刀，这样造成的一个横剖面是相对静止的，可以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把这个横剖面叫作共时。索绪尔的第三刀是区分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所谓外部，是跟语言有联系而又不属于语言要素的那些因素，如文化、民族、社会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与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索绪尔认为这些外部因素很难把握，不利于进行语言学的纯净研究，必须排除在外。经过切这么三刀，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只能是内部的、共时的语言，或者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最后一句话来说，“语言学研究的唯一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
由于排除了所有可能使语言变得不确定的因素，语言就成了一个封闭的、完整的、自足的系统。这对于科学的研究是非常便利的，特别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种种分类、分层和结构的研究。索绪尔的整个研究体系就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因此我们说，是先有索绪尔的语言观，才有他的语言学理论和体系。我们区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也正是在这基点上：属于具体理论体系、理论主张的，我们放在语言学里；属于基本语言观的，我们放在语言哲学里。索绪尔的封闭语言观导致了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反过来，这一封闭语言观也成了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这样一种语言观，在语言研究中完全排除了种种与语言使用者—人，和语言使用环境—社会的因素，使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纯净化、同时也完全客体化了，这给研究带来了很多便利，特别是适合把语言当作一种自然科学的对象去研究。换句话说，索绪尔的语言观为语言学的自然科学化开辟了道路。也许这正是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真正价值所在。在索绪尔之前的几千年，不管在中国、在外国，语言研究从来是被当作一门人文或社会科学的，索绪尔开启了语言学自然科学化的大门。此后，布龙菲尔德主张用物理学的方法去研究语言（他也因此被称为“语言学中的牛顿”），以他为首的美国描写语言学家，无不采用主张自然科学的方法，从20世纪30到50年代，一直占据着美国甚至是世界语言学的主流地位。50年代末，乔姆斯基发动了“乔姆斯基革命”，结束了描写语言学对美国的统治，但在把语言学自然科学化方面，乔姆斯基却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更坚决、更义无反顾。他一再宣布，语言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进而是生物学的一部分，晚年更断然宣称语言学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说：
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方面，有机械方面、化学方面、光学方面、电学方面等等，其中还有精神方面。我们的观点是，所有这些方面应该用同一种方法去研究。不管我们考虑的是行星的运动、力的场、高分子的结构公式，还是语言能力的计算性特征，都一样。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研究的自然主义方法”，意思是我们希望用自然科学的理性探索特征来研究世界上所有精神方面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西方许多语言学家的著作和论文看起来就像数学和物理学的论文，其中充满了符号和公式，就是这一种自然科学化的产物。乔姆斯基理论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纯净化和自然科学化对汉语和汉语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由于结构主义和生成语言学传入中国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因而其影响也主要发生在80年代及以后。其主要表现是：
科学主义抬头，强调客观性、科学性，强调体系的自我完善；
形式主义受到吹捧，形式化、数据化、繁琐化越来越严重；
强调进行纯理论的研究，对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不屑一顾；
……
我们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对汉语和中文所处的危机态度冷漠，甚至根本不予关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原因了：这就是在他们看来，这种种危机也好，困境也好，与他们的语言学研究是不相干的。外面闹得再天翻地覆，他们可以照样坐在象牙塔里做他们的语言要素的定性定量实验。一门原本就是关于人的学科竟以脱离人与社会作为追求，确实可以见到“自足体系”说的语言观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事实上，在语言学领域，自足说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索绪尔切下的那三刀，就会发现无论哪一刀其实都无法切得干干净净：我们天天所接触的都是“言语”，谁也不知道“语言”在哪里？每一个语言要素都是历时的产物，都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共时”的样品？至于“语言内”和“语言外”，我们更找不到任何一句话不具有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事实上，这三刀都只具有理论意义，并没有实际可操作性。这和后来乔姆斯基说的“理想的完美语言社团里的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一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一走出门就要碰壁。
“自足”说加上“先天”说还隐含了一个前提，即语言是一个在人类产生之前或人类诞生之时就已完成的东西。如果语言是个完美的、自足的、先天的系统，那只能是什么人（或“上帝”？）预先设计好的，然后一股脑儿地、一齐“安装”到人的大脑里。所谓一齐，是指无一例外地、同时地安装到所有人的大脑里；所谓一股脑儿，是指无所缺陷地、完整地安装到每个人的大脑里。人类语言产生时是不是这样的情况，确实需要充分的想象力，特别是，我们很难想象在人类远古史上有那么一天，本来都不会说话的人们突然一下子都具有了这种能力，而且一开口就能说出彼此能懂的、合乎语法的语言。但即使有这样的情况，那怎样解释语言的后天变化和发展呢？比方说，为什么人类共同的语言会演变成不同的语系、语族、语言和方言？怎样解释语言的个人风格、人们在实际使用语言时所犯的各种不合语法或诸如此类的错误？难道真是上帝在人类建造巴比塔时对他们动了手脚？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和现实中语言的融合只是假象？而一个完善的机制、自足的系统居然会不断分化，是不是意味着语言的发展也就意味着语言的退化？人类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不断退化的过程？
强调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的后果，便是否定或者无视语言研究乃至语言本身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过于强调语言及语言研究的客观性，无视或否定语言使用和语言研究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这违背了语言的本质属性，因而其结果并不如原先所期望的，让语言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大放异彩，却使它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一门尴尬学科，在自然和人文两头都落了空，就好像学步的邯郸人，新的步法没学会，旧的步法优势却丢失了，出现了台湾语言学家戴浩一说的情况：
如果我们从生理及心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则语言学要朝着自然科学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学，则语言学不能随意脱离人文历史。可惜，将近半世纪的Chomskian Revolution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更可惜的是：今天大部分的语言学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极其薄弱，在人文历史的素养也捉襟见肘。20世纪后期的语言学可以说是不成熟的科学也是劣质的人文学（immature science as well as bad humanities）。
从现实的角度看，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确实对语言学起过一些作用，对一些新的文理交叉学科的建立更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些与自然科学联系较密切的学科如实验语音学、计算语言学、病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在20世纪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涉及到人文和社会文化方面，对语言自然属性的过分强调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受损最重的是在语文教育领域。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出现了语文教育水平下降的情况，而以中国最为严重。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语言观和语言研究方法的严重偏差却也是难辞其咎的。
自然科学方面的见解霸占了理论语言学话语权的结果是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例如就有人鼓吹“语言一律平等，没有高下之分”。这一论断听起来振振有辞，但事实是这样的吗？学外语，干吗不让孩子去学爱斯基摩语而要去学英语呢？在国内，为什么要鼓励大家说普通语而不去说穷乡僻壤的某种方言呢？不是说语言是平等的吗？说语言没有高下之分，不识字的大老粗和饱读诗书的老知识分子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那更使人纳闷了：为什么还要送孩子去上学读书呢？他的语言和老师不是平等的吗？可见这种“平等”说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但要是不承认语言“平等”，在当代又有歧视弱小群体，甚至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阶级压迫之嫌。这一误会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语言的认识是有层次的，而科学主义者把它们全混淆了。简单地说，语言是个复杂的事物，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从自然属性看，或者说从物理学、生理学乃至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语言确实没有高下之分，各语言间也是一律平等的。但从社会属性看，因为语言是用来交际的，其交际范围有广狭之分，人们不得不从中有所选择。这一选择甚至跟说某种语言的人口多少也没有关系，例如说汉语的人口是全世界最多的，但作为国际交往语言它的范围就不但及不上英语，也比不上法语、西班牙语等，作为交际用语，这些语言的地位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中国国内各种方言和普通话相比也是如此。而从人文属性看，具有历史厚度和文化深度的语言或语言形式要高于缺乏这一厚度的语言或语言形式，各种语言的书面形式经过历史的积淀，特别是多少年来人们的锤炼加工，一般情况下总要高于其口语形式。这就是各民族的人们、包括主张语言没有高下之分的语言学家自己都要送孩子去上学的原因，上学就是学习书面语；而在学习过程中还会有高下之分，有的作文会被教师判为好作文，有的则要判为不及格。如果语言完全没有高下之分，学校、老师、作家、语言大师，这些就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自然主义语言学家的理论似乎客观、公正，但实际并不客观、公正，甚至违背社会与人们的常理。
由此可见，语言学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位问题，而是涉及语言观、语言研究观、语言教育观、语言应用观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为语言学属于人文科学正名，不是硬要在两者之间做出轩轾，而是包含了总结历史经验，直面现状和未来，让语言学回归它应有的位置的意思。本来，由于语言本身性质的复杂性，我们不会排除从各个角度去研究的可能性：语言学可以从自然科学角度去研究，也可以从社会科学角度和人文科学角度去研究，但在这三者之中，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一个根本的认识，即确定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而我们认为人文属性才是语言最本质的属性，则其他属性和其他的研究途径就只有服务于这一本质属性时才是有效和有意义的。离开了这一基本认识，颠倒了次序，以偏概全，或者以次作正，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