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异化论的盲目吹捧
谈异化论，我们不妨先从一件趣事谈起。1922年，赵景深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樊凯》的英文版译成了中文，译文中把“the Milky Way”译成了“牛奶路”，这招来了鲁迅狠狠的批评，自此“牛奶路”一直是中国翻译界笑谈的对象，甚至成为乱译、胡译的典型例子。赵景深到底为何这样翻译，现在已无从查证，不过从他后来承认“牛奶路”译错了来看，很可能是疏忽导致的错误。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评价“牛奶路”这一译法，认为从传达原作的文化意象来看，牛奶路比天河或银河要确切得多。既然是文学作品，作为一个蕴涵着文化意象的词，在翻译时做些陌生化的处理，也无可厚非，那赵景深倒是歪打正着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牛奶路”支持者搬出“异化”论来为“牛奶路”平反找了个外国靠山，联系到当今翻译界对异化论的普遍推崇，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如今的翻译界，贬归化、赞异化已蔚然成风，归化翻译被称为是翻译的歧路而备受排挤，异化翻译则是一路凯歌，众人称赞。要谈异化论的兴起，不能不谈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1995）中，韦努蒂提出了异化与归化的概念，分别使用了foreignization和 domestication 两个英文术语。韦努蒂认为在强势国家和弱势国家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不平等的对话，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因此他反对归化式的翻译，提倡采取阻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以表现文本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抵制文化侵略。我们注意到韦努蒂赋予了异化翻译两层特殊的含义：其一，韦努蒂作为一个美籍意大利学者，生长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深刻体会到英语等殖民者语言在翻译中形成的文化霸权，因此他所提倡的异化是针对把弱势语言译入强势语言的情况的，并非任何情形下都适用（事实上，韦努蒂已经意识到他的“异化”易引起误解，因此在其1998年出版的《翻译的丑闻》里，用minorization（少数化、弱势化）来取代foreignization，但国内的学者们似乎置若罔闻）。其二，韦努蒂异化论的目的是尽量保留原语语言和文化特色，使读者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为达到这样的目的，译者应向原语文本靠拢，力求保留原语语言和文化特色，因此韦努蒂的异化论把保留弱势文化当作根本，语言的异化只是手段。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翻译界对异化论的认识存在种种偏差，与韦努蒂的本意大相径庭，比如将归化和异化大致等同于直译和意译，对其理解停留在语言学翻译研究的层面，对异化论产生的后殖民语境却毫不关心；再比如把异化论推广到任何一种情况的翻译，完全没有意识到理论所产生的背景，认为把外国作品译成中文时，也应该全部使用异化策略；更有甚者，把韦努蒂的异化论等同于语言的异化，在翻译中，故意制造翻译腔，生造术语，对汉语施以暴力。国内翻译界对异化论的误读和盲目吹捧，为不合汉语习惯的洋腔怪调提供了繁殖的温床，汉语的异化已不容忽视。
洛德（Robert Lord）和邹嘉彦曾对香港的汉语异化现象作过专门研究，其中的一些例子很有代表性，如：
（1）“整座建筑物像监狱多于旅馆”、“场面似政治集会多于选美会”、“看来要成为百万富翁是讲实力多于运气”。
（2）“击落多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发射多一枚飞弹”。
（3）“还留在世贸中心三小时”、“他鲜有逗留在同一个地方两天”、“可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地道内两年”。
（4）“有需要向李文和进行全面调查”、“市民暂时没需要注射炭疽菌疫苗”、“直升机当时并未需要进行搜救”。
（5）“发言人说，现在是时候对人身安全提高警觉。”“我和你的母亲已不再年轻，你是时候照顾自己，重新做人了。”“虽然现在儿子仍年幼，对金钱的概念仍然十分模糊，但我认为是时候让他开始学习认识金钱。”
上面的五组句子显然是对英语的“剥皮式”照搬。例如，（1）显然是套用了英语的“more A than B”。（2）可视为“one more”的翻版。（3）源于英语的“动词+宾语+时间或频率状语”结构，如：He has been to Beijing many times。（4）取自“There is a need to do something”句型。（5）最为奇特，是把英语中的“it is time （for someone）to do something和“it is time that-clause”两种句型改为了“someone is time to do something”。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有”字的乱用，如，“双脚有肿胀”、“有出庭应讯”、“至少有找到六十二具尸体”，再看“禽兽业联会顾问郭志有表示”一句，恐怕没有谁会想到这位顾问其实“姓郭名志”，“有”字纯属多余。
当然，香港处在极为特殊的双语环境下，语言更容易被异化，但以大陆近些年来对英语的重视，就连幼儿园也要求双语教育，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谨防汉语的畸形异化。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曾不无担忧地提醒世人，如今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而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考、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我们决不能屈从于某一种语言的霸权。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文化，需要承载不同文化的各种语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汉语和与之相连的汉文化，这也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
对异化论的误读和盲目鼓吹也为国内翻译界敲响了警钟，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翻译理论，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近三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新理论、新学说层出不穷，无论是从宏观视野上、研究深度上还是考察的全面性上来看，都遥遥领先于国内的翻译界。面对国外眼花缭乱的众多理论，国内的翻译界也不免沾染了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的心态，认为理论一定是国外的好，体系和术语一定是舶来的更精妙。以至于如果一篇学术文章不开篇明义地指明是套用了某个外国理论，就无法成文。如果是合乎具体情况的使用倒也罢了，经常是不读原典，人云亦云，误读和生搬硬套的情况时常发生。引进西方翻译理论是好事，问题在于怎么引进，我们建议分两步走：第一，研究；第二，借鉴。切不可饥不择食、自乱阵脚。第一步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当然是要了解某个理论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还要了解这一理论产生的背景，了解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而提出来的。这后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凡理论都有针对性，没有万试万灵、包医百病的仙丹。第二步的“借鉴”，则表示了我们对西方理论的基本态度，我们决不能以西方理论的引进代替自己的创造。西方的理论再好，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具体情况。我们相信理论，特别是宏观性理论的普遍意义，但西方理论是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经验和实践总结出来的，能否应用于中国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语言，在与世界各国和世界各种语言有着许多共性的同时又有着许多不容忽视的个性，这些个性往往是汉语的特色所在，是汉语给世界语言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