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
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我们更加需要以清醒的眼光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以环境与资源为切入点，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现象，呼吁对人类海洋活动进行经济分析，保护生态环境。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和生态经济学的角度来梳理其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与海洋经济发展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系统完善地论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与此相反，他们所秉持的生态经济思想是建立在以对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可持续生态思想广泛存在于他们各个时期的作品中。
新古典经济学生态观下的社会生产可能使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原因在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视环境为生产要素，忽视了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恩格斯指出：“人本身作为自然的产物，应该与环境共同发展。人类和人类社会归根结底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人类。”换句话说，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作用，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健康成长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发展。 恩格斯警告我们:“我们统治自然世界，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统治陌生人，也不是以站在自然世界之外的人的身份。”相反，我们和我们的肉体以及心灵，属于并存在于广大的自然之中；我们统治自然的全部力量在于我们在理解和正确应用自然法则的方面优于其他的所有生物。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创造财富，没有法律的限制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如果人类不遵守自然的规律，只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自然的恶化，那么我们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这样的发展也不是可持续的，不是最适合的发展方式。
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价格约束添加到生产要素中，环境也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劳动为切入点详细描述人类对物质财富的创造，这一切都基于劳动，劳动是财富创造的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劳动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可以说，劳动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转化的控制器。人类财富的创造是人类合理利用自然和开发自然的共同结果。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人与自然发生物质转化的条件，与一切社会形态无关。在经济活动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人与自然进行的物质交换是促进人类发展进步不可替代的方式，自然环境是物质的载体，若是自然环境发生了改变，那么一定会影响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人的精神支柱。换句话说，人类的物质以及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的一切都密不可分，那么人类的一切物质活动必然会影响甚至改变自然界的物质组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其原有的平衡。因此，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周围环境的物质发展，关注自然界的物质平衡，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是物质与人类之间的纽带，他为人类提供发展所需的物质，实现人类的健康发展，只有在社会中，自然才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厂商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相违背，因此，如果我们依然追求“GDP”，那么我们一定会以危害自然环境为代价。否则，人类的生存将变得岌岌可危。假如劳动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自身财富，那么它必定是对人类和自然有害的、罪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资本主义的进步不仅是掠夺工人的技能，也是抢占技术进步，任何进展在一定时期内改善土壤肥力，还破坏了土地肥力持久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不能忽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经济的发展必须与环境可持续相结合，以尊重自然环境为出发点，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因此，人们必须以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前提，并考虑污染和生态退化的类似影响。
机器化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也带来了“生态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合理地审查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首要条件是人类的活动应该以努力改善资源环境为出发点，人类应该是“监管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把它放在他们的共同控制，但不要让它盲目的权力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换一种说法，如何有效地促进科学技术的高效发展和创新能力，通过科学技术的大力传播和应用，保持更加长期稳定的生态生活环境，使人与自然可以更加良性地互动，并保持这种材料的有效循环转换，应注重“技术”在废物回收和减少废物生产中的作用，把生产浪费降到最低，将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生产的直接使用提到高限额”，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既重视最低的“减少废物”，也重视“环境资源的使用限度”，以求最大程度地控制在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问题，着力提高在生产中的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即是说自然界与其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如果自然界的和谐被人类发展所打破，我们必然将破坏环境。因此，我们首先要加强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力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把自然的巨大力量和自然科学纳入大工业的生产过程，必然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以及可行并不代表着可以滥用科技。随着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观念深入人心，它最大化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地利用资源，通过扩散已渐渐成熟的科学技术，让社会变为资源节约型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其次，提倡绿色消费。因为人所需要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均从自然获得，人与自然互动频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重视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否则人类将不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绿色消费，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观念，提出人类应该在自然界保持健康的情况下实现自我需求，使生态平衡发展，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终极消费模式。
（二）生态经济理论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自然环境的恶化、能源危机等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越来越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并使其变得不可持续。因此，保护环境、美化地球的呼声越来越高，自然生态经济学应运而生。其主要研究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加大警示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它将生态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基础，同时其研究过程也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夫人的著作《寂静的春天》详细地描述了人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恶性行为，并强烈谴责了人类对地球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使原本健康的生态环境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美国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教授的著作《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标志着生态经济学的诞生。他的另外一本著作《宇宙飞船里的地球经济学》再次为保护环境发声，倡导人类爱护自然生态环境，否则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将被人类自己亲手毁灭。在书中， 鲍尔丁将宇宙飞船与地球相比，他认为宇宙飞船有着随时可能毁灭的危险，因为人口的急剧爆炸将使飞船的负荷过重，人们为自己的欲望贪婪和行为乐趣已经消耗了太多航天器本身有限的资源，最大程度的污染以及不顾后果的浪费使人类生存的家园遭到严重破坏。而后，马里兰大学的赫尔曼·戴利教授因生态环境的出现构建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型——稳态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了原本的生态经济学，完成了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因此，生态经济学的基础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和赫尔曼·戴利奠定的。
生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生态学的经济学家列举了一些原因。首先，主流经济学几乎没有说明自然资源稀有性的能力。主流经济学认为人类的无限欲望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缺乏，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其本身自然资源也不足。第二，主流经济学主要追求的是物质和财富的增长。这种极端的做法会导致人类忽视对生态资源的维护。将生态环境的健康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只有在人的观念中明确此概念，才能缓和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第三，主流经济学是以牛顿力学为起始点，生态经济学作为热力学的第二法则，自然中存在的物质和能源的转换是不可逆的。因此人类不能无限地获得他们，只有将人类活动限定为生态环境的持续性，人类的发展和生态环境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成长界限”再次暴露了人类对世界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自然环境的退化。随着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不协调。从那时起，生态经济学日益壮大，吸收了各科的成果，丰富了哲学中的世代平等、生物学的进化论、复杂系统中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等理论框架和实际内容。1972年，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玛丽·沃德和生物学家R.迪沃斯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发表的《独一无二的地球》再次震惊了世界。他们都呼吁，“现在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仅有一个地球。” 众所周知，目前地球上存在的水资源越来越少，很多国家还在地球上砍伐树木获得资源。现在，我们应该以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使我们的家园越来越好。
具体来说，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特质是建立在自然、公平和时间这个维度上的。生态经济学家着重强调差异的重要性，即因为区域之间存在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为应对环境恶化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更重要的是，生态经济学更侧重强调神态系统的稳定，他们均认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服从于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因此，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重视经济的稳定发展，维护自然界的发展平衡，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生态经济学的浪潮中，由尔耳·库克(Earl Cook)提出的智慧经济开始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不同于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库克的《新马尔萨斯信仰》一书中，他强调了智能经济的特点，并详细介绍了智能经济的发展情况，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ey)也指出，尔耳·库克(Earle Cook)教授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本可以向全世界人民全面解释智能经济的蓝图。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通过第38届联合国大会组织了这项研究，并撰写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称:“本世纪，人类世界和地球发生了巨大变化。”“地球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未来几十年将是至关重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呼吁尽快采取行动，以保障我们的安全和更好地生存在这个星球上。” 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旨在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和愿望，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愿望的能力”，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诞生。
在可持续发展刚刚萌芽时，其理论更侧重于“生态系统与经济活动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研究（Proops，1989)。1989年，理论家开始规范使用“系统” 的研究框架来研究生态系统的问题，他们认为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存在。他们更加认为，生态系统的过度消费必然会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必然会缩小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研究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方案时，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经济体制的市场资源，而应该依据“系统理论”，并注意与大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共同依赖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1987；克里斯坦森，1989)“可持续性”这一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开始更加注意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包括区域间资源的可持续的利用战略，引导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进行讨论，经济学家也逐渐使用变迁的制度理论研究管理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设定详细具体的社会制度安排和创新政策（韩宁，1994；Golly，1994；Viedierman，1994）。生态经济学在基于生态和经济的共同层面上，研究探索人类对自身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选择问题。“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的稳定且长期的共同发展，追求两者的“双赢”，在技术革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管理之间找到平衡。
1983年联合国大会第38次会议中，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1）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态和谐发展的原则；（2）资源利用国际均衡的原则；（3）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原则；（4）社会各阶层进行资源公平分配的原则。至今为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成为世界共同的认识。确实，当“GDP”崇拜深入人心时，经济增长日益成为可以压倒一切的重要且是首要的指标。在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发展理念中，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痛苦。报告书列举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它以增强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质量为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现在的生态问题大部分是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所带来的，是传统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生态环境的危机制约着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甚至威胁着人类家园的重建。为了保证人类生存环境的健全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呼吁发展“可持续经济学”，只有将“可持续发展哲学”和“人类进步”有机结合，生态危机才能逐步缓和，人类才能在地球上健康地生存和并得以繁荣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海洋经济的发展不是海洋经济的零发展，而是保持海洋资源可持续、环境健康、经济协调发展。核心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健康可持续，其发展必须要以牺牲后代的发展空间来满足当前对资源的需求。在中国，消除贫困两极分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之一。但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要建立在海洋生态资源和环境均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海洋本身的承载能力，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海洋资源使用效率。实现海洋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生态和谐是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也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