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的尊君、爱民思想是方案构建的思想基础
（一）吕坤关心百姓是方案构建的道德基底
吕坤家事的经历是他关心百姓思想形成的基础实践。父亲吕得胜对吕坤影响甚多，他特别重视对吕坤的培养教育。他的言行举止、文化素养，对家族生计的维护，对邻里的关心等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吕坤。可以看出，吕坤家庭的启蒙教育是他关心百姓的思想源头。吕坤十二岁时，母亲失明，于是他想方设法安慰母亲。他“召瞽妇弦歌以娱之，积五日，稍稍下食。歌者辞穷，则更其人，或令说书，如前汉、前后齐、七雄、三国、残唐、北宋之类，凡有名丝，无远近，必致之”。吕坤对失明母亲的精心伺候、陪护，真切地体会、理解残疾人的内心苦痛和生活艰难。这对吕坤的思想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加关注生存能力较弱的社会群体，使他对残疾人更加关爱。年幼吕坤的这种经历，是他关心百姓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
吕坤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中，救济百姓是家族的传统。父亲吕得胜曾言：“吾当古八口之家者二，而有田二千亩，岁丰可入五百石，已逾丰矣。妻子有衣帛食肉者，仆无冻馁者，客至有可以供宴乐之需者，冻者馁者号其前有可以遂吾不忍之心者，隶卒无号叫其门者。”[13]家境富裕是基础条件，是否救济百姓还需有慈善之心。从吕得胜所言“冻者馁者号其前有可以遂吾不忍之心者”得知，救济穷人是他们家族的传统。自明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吕坤在家乡河南宁陵县设立了“同善仓”。他联合地方绅士，一同伸出援助之手，献出慈善之心，把家里剩余的谷物拿出，救济贫民，吕坤庄园捐出的米谷最多。吕坤的家族有救济百姓的传统，这对吕坤“仁爱百姓”品德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吕坤初入政坛便一心为民做事。在吕坤撰写的《乡约所记》里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做官首地是山西襄垣县，卸任之日，当地众多百姓哭着挽留，后送行于风雪中。“襄之士民不以余不肖，当速去也，胥惨惨动离思，既强余图之像矣。行日大雪纷飞，泥涂（途）载道，父老数百人又强易余舄，相与震哭于堂署。乡先生觞余远郊，庠诸君濡衣淖履，拜余原野。远落僻寨之民，又相续执名牒而伏哭于道左者凡六十余，聚几千人。有戴香而涕者，有为余大创而号泣从车不能去者，有小儿拜跪于车前者，有再越宿而至南关驿者。僚侪租饯，伶优亦流泪奏乐，哽咽不能仰视。”[14]
该文献没有记载吕坤做了什么，但从百姓对吕坤送行时场面的描写，可以看出百姓对吕坤诚心的拥戴，以及挽留吕坤的真情实感。那么，他上任襄垣知县期间究竟做了什么，百姓才会如此待他。不难推出，吕坤一定为民做了很多善事，才换来民心的回报。“明年丙子，为余祠。又明年，为碑”，这些百姓的举动更证实了以上结论。
吕坤同情百姓的行为体现在言辞中。他谈道：“天下之财，生者一人，食者九人，兴者四人，害者六人。其冻馁而死者，生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其保暖而乐者，害之人十九，兴之人十一。呜呼！可为伤心矣！”[15]天下创造财富者远少于消费者，保护财产者少于糟蹋财产者。冻死、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种田、织布者，享受财富的人很少有冻、饿的。衣食无忧者大多残害百姓，很少有助人的。这些事实让人伤心，也从侧面得知吕坤同情百姓。
吕坤以古代圣贤为楷模。吕坤建议，对百姓要温厚，其依据是自古圣贤都善待百姓。他谈道：“自古圣贤处人，离一温厚不得”“曰爱人，曰慈祥”“曰亲民、曰容众、曰万物一体、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16]吕坤在执政时期关爱百姓方面细致入微，他建议对百姓要“热爱”“慈祥”“亲切”“宽容”，“圣贤对待百姓的方式”是善待百姓的楷模。宇宙万物为一体，天下的人们为一家，大明王朝的所有人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吕坤这种“天下大同”的观念不仅体现在言辞，更是一直付诸行动。
吕坤关照平民百姓的具体事务。他深入基层，了解到佃户的辛苦，他们除了在田地劳作，“夜警资其救护，兴修赖其筋力，杂忙赖其使令”。主家对佃户仁慈较少，当缺衣少吃之时要求借贷，“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动一年，依然冻馁”。[17]佃户给主家承担多种事务：田间耕作、庭院修缮、杂活处理以及看家护院，可有难相求时，主人表现得不仁不义。这些受苦人依然避免不了饥饿和受冻。吕坤在基层发现了百姓的难处，他利用职务之便一直助力百姓。
吕坤制定法则，保护佃户的利益。“今后佃户缺食，主家放给，亦照官仓加二。如有平借平还者，乡约纪善以凭优处，有司合行通示”[18]。他对放贷的具体细则做了限制，“放贷只许一年三分起利，过三年者本利倍还。不还者，法当告理”。如出现违规的借贷者，不能实行家刑，“强拿欠主采打苦拷者，以势豪论”。[19]吕坤建议主家和佃户之间建立友善关系，他提出借贷“平借平还”，他用“纪善”“优处”“通示”的方式鼓励富人多帮穷人。他依法惩处不守信誉的佃户，更憎恨私自施刑的豪强，他希望建立一个邻里和善、互帮互助的规则社会。
吕坤在家庭教育中早早地接受了“爱民”思想。之后，他的“爱民”表现在很多言辞和行动中。吕坤构建的社会环境建设方案建立在“关心百姓”这个稳定的道德基底上。
（二）尊君思想是方案构建的直接动力
明王朝的江山是君王的天下，百姓是君王的“爱民”。吕坤是一位专心任职的官员，是一位尊君的臣子。在他眼里，百姓当然是“爱民”，为“爱民”做事要一心投入、满腔热忱。
在吕坤所处的时代，尊君思想就是当时的“爱国”思想。如何使自己的思想向社会传播？如何让这些思想触动、感化民众？把思想如何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把自己的想法以系统的方案展现出来，通过朝廷自上而下发布，从时间上可快速地让更多的人得知，从空间上可覆盖整个王朝。因此，他设计的这些方案大多以奏折的形式呈现。从历史事实来看，他上疏的多个奏折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他在朝中的威望因此而树立。在“尊君”思想的驱动下，吕坤利用自己行政职务之便，不断地设计、补充、完善社会环境建设方案的内容。
（三）尊君与爱民相结合是吕坤构建社会环境建设方案一直遵循的原则
吕坤是明万历年间的一位官员，他的著述以及表现出来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很浓的尊君思想。其实，他也深知只有尊君在政坛上才能有一席之地，他的抱负才能实现。而他的抱负主要是为国为民做很多有益的事情，他的尊君思想与忧国爱民思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个结合表现在为官的实践中，并且渗透于他的各类著述的多处。
君民一体思想。吕坤认为，君民为一家，世界本应该如此。君应爱民，民应爱君，与民同乐，国泰民安。他在奏折《忧危疏》中言：“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辏天下之亿兆生灵，而处其上也，又知亿兆生灵之乐有天子乎？赖其休养生息，以保我身家也。故曰，‘君民一体，休戚相关’。”[20]人们之所以尊重天子，是因为天子是上天以一定的方式安排的代表，而天子的旨意就是上天的旨意。天地造化出现了万物生灵，当然，上天也保护万物生灵，保护天下的百姓。因此，天子应执行上天的旨意，与民一体，共建家业，达到与民同乐这个目的。
要了解吕坤的尊君思想，还需对吕坤的言论做一些剖析。吕坤的尊君思想同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尊君思想不同。大多数人认为，上天至高无上，皇上是上天“派来”的天使，世上的一切事宜应该由皇上安排，每个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皇上。但是，吕坤心中的“天”和大多数人心中的“天”差异较大。吕坤心中的天是除地和人以外的宇宙万物。吕坤的尊重天意是尊重客观规律，这一点可从吕坤的言论中得知。吕坤言：“道有二然，举世皆颠倒之。有个当然，是属人底，不问吉凶祸福，要向前做去。有个自然，是属天底，任你踯躅咆哮，自勉强不来。举世昏迷，专在自然上错用工夫，是谓替天忙，徒劳无益。却将当然地全不着意，是谓弃人道，成个甚人。”[21]吕坤认为，事物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指的是，有些事情可以通过人的主观作用改变。另一方面指的是，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偏偏出现的怪事是：有些情况下，该主观努力时，付出的却太少，或者放弃努力。该尊重客观规律时，却异想天开，人为地错误参与，违背了规律。不仅徒劳，而且还受到规律的惩罚，这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天”与人的关系。
吕坤认为，天人合一，人可胜天。他在《忧危疏》的开头谈道：“臣闻治乱之兆，垂示在天，治乱之实，召致在人。窃见元旦以来，天气昏黄，日光黯淡，占者以为乱征。当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机未动”。[22]此段话所表现出来的直接内涵是，当时的社会可能要发生动乱。但从此段话的侧面可以洞察到，吕坤的观点是，世界万物是由天和人共同决定的。例如，他提到的天有乱的征兆，但人可以把握乱机，或者说利用“乱机”制造动乱。人发现有乱的迹象，可以采取措施扭转局面，避免动乱。他认为，虽然是天人合一，但人可胜天。既然是天人合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由天、人共定的，所以要尊重天意。帝王是“上天”以一定的方式“安排”于人间的使者，帝王以及百官在王土维持秩序，目的是让天下的民众安居乐业，所以要尊君。既然人可胜天，所以百姓的力量不可低估。因此，爱护百姓，尊重民意，才能稳定社会，以此来达到长久的尊君。因此，吕坤一直主张尊君与爱民相结合。
他接着论述，君与民的命运是一致的。“君欲富，则天下必贫。天下贫，则君岂独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乐之，专民之欲者，民共夺之’。”[23]吕坤又言：“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爱民是自爱其身者也。”[24]以上是吕坤论述君民之间关系的言论。他认为，帝王关心百姓，也是关心自己，二者的命运是一致的。百姓富，君也富；天下百姓穷，君不能独富。君只想自己如何能富起来，天下的百姓一定会变得贫穷。顺民心者，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变得和谐；违背民意者，百姓就要造反，天下就不会安稳。换言之，百姓是自己的爱民，虐待百姓就是虐待自身。总结以上的分析可知，吕坤的思想是朴素正确的。确实，君民是一家，应该同甘共苦建设国家。
吕坤建议“广纳谏言”是爱民思想的行动体现。听一听百姓说什么？通过这一种方式，可以了解民情。而了解民情是安国、治国的必要条件。当王土、百姓安全，社会各种秩序正常延续，皇权自然得到了加强。因此，吕坤建议，广纳谏言可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在他上的《忧危疏》中提道：“自古圣民之君，岂乐诽谤之语？然而，下求言之诏，赏直谏之臣者，知天下存亡，系言路通塞。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25]自古以来，即使是很开明的君主，也不一定喜欢听对自己指责的语言，然而，为了王土，为了百姓，他还要下旨招纳提意见的人，奖赏一些敢于直面提出不足且献言献策的人。言路是否畅通关系到天下存亡。献言献策的官员或百姓是朝廷的耳目，对他们要加大奖赏力度。
吕坤还举了反面的事例指责万历皇上，因为皇上曾经惩罚过谏言献策的人。他举例：“新进小生，好矜名节，遂激陛下之怒，波及一省之臣，驱逐既多送补皆罢。”一位年轻的官员，喜欢公开谏言，没有把握好的方法。因此，激怒了陛下，不仅罢免了他，而且还牵连一个省的官员，他们中的大部分有的罢官，有的被驱逐他乡。针对这种事实，吕坤提出自己的看法：“臣以为天阍邃窈，法座崇严，若不广达四聪，何由明见万里？陛下所闻，皆众人之所敢言者，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闻矣。臣望陛下思祖宗广置言官之意，……何至禁锢于既往，杜绝于将来，快潜伏之奸，养壅蔽之祸哉？”[26]吕坤的观点是，天门很高，皇上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如果不诚心听取天下百姓的忠言，怎么能弄清天下明理是非？只有皇上愿意接纳谏言的人，才能听到更多的忠言。如果皇上听到不顺耳的话，就惩罚谏言的人，那么人们就不敢在皇上面前说话。希望皇上继承先皇的一些好的传统，广置言官，广纳谏言，这样百姓也能倾诉由衷之苦，也能向皇上陈述地方的一些不法之事，皇上能够更多地了解民情，以便让朝中各部订制可行的管理措施。这样既有利于加强皇权，也有利于稳定社会、安抚百姓。如果现在、将来还像过去那样禁锢言论，朝中奸臣会越来越多，皇权会逐渐被削弱，社会灾难会增多。
以上吕坤从正、反两方面劝说皇上要诚心听取谏言，这是加强皇权、治理王朝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吕坤建议皇上要“广纳谏言”，其实是听取民众的建议，了解民众的心声，这种行为是爱民思想的行动体现。
“尊君”与“爱民”相结合，是实现自己多种主张的前提。吕坤身居政坛多年，客观地说，他属于统治阶层里的人物。但是，他时时处处为百姓阶层的人们着想。他在每一岗位任职，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并且让其推广到整个朝政，他极力上奏皇上。
从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间，他上疏的次数较多，这些行动就是他的尊君思想的具体体现。其实，在每道奏折的开始或末尾都有一部分语言，表达出自己对皇上的无限忠诚。这里以《忧危疏》的末尾为例，“臣一点血诚，呼天叩地，斋宿七日，抽思万端，难裁迫切之衷，敬上忧危之疏”。[27]这里的“血诚”“敬上”说明他的尊君的诚意很深。“斋宿七日，抽思万端”说明他为了上疏煞费苦心，下了大功夫。“呼天叩地”和“迫切之衷”说明他急于想通过皇上下旨，把他的主张实施于天下，让百姓得到利益，让王朝稳定发展。这里又流露出他的深深的爱民、爱王朝的思想。
作为朝廷的官员，尊君是最基本的表现。从朝廷赐官这一事实考虑，官员一定会感谢皇恩。其实，吕坤表达了他的尊君的诚意之后，最急切关注的是他的主张能否实施，他的爱民、爱王朝政策能否落实。他继续言道：“陛下倘信臣，将臣所已言者，慨赐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举。移宫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国之念，以利庶民，将人心欢悦，天意转回。”[28]他希望他的建议很快被实施，如果有漏缺的或不妥的地方，请补充和修正。望皇上给朝中的相关部门下旨，让他们执行有利于百姓和有利于王朝的政令。这样做的结果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王朝富裕，这就是天意顺民心。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他的尊君思想和爱民、爱王朝思想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其实，他上疏的其他奏折，类似于此，他上疏的目的是既为皇上献计献策，又为百姓和王朝着想。虽然在奏折中不一定能找到同“尊君”“爱民、爱王朝”相关的词汇，但其内容实质上达到了二者的统一。事实上，吕坤也深知这一点，只有二者达到统一，他的建议才可能被实施。
综上所述，在吕坤的著述中，特别是在他的很多奏折中，尊君思想与爱民、爱王朝思想相结合表现在多处。其实，两种思想相结合是封建时代为民做事的官员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首先立足于政坛，然后才有条件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的善待百姓的建议才容易被君主采纳。由此可知，尊君思想与爱民思想二者是可以很好地结合的。
广纳谏言是了解民情的一种方式，只有了解民情，朝中的相关部门才可能制定出有利于百姓的政策。或者说，必须通过这种方式，百姓才能倾诉由衷之苦，百姓也可以揭露地方官员的一些不法行为等等。总的来说，广纳谏言是既有利于百姓，也有利于王朝。但说到底，广纳谏言可以为安民治理王朝提供很多有效的方法，是加强皇权的一种手段。因此，吕坤广纳谏言的主张是尊君思想与爱民、爱王朝思想相结合的具体表现。
吕坤在官场任职，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多次上疏，为皇上献言献策，他的这些行动是他的尊君思想所导致的。他上疏的内容，处处为百姓着想，为王朝考虑，他提出的很多建议具体而翔实，而且具有可行性。所以，他的一次次上疏行动是尊君思想与爱民思想共同驱使他这样做的。因此，在他的奏折及其他著述中，这两种思想相结合渗透于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