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方伐木

官方伐木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指官府组织的伐木；其二，是指军方组织的伐木。在明初，晋北边关一带，森林还较多。当时，朝廷营建宫殿府库，曾被指定为采木区之一。永乐四年（1406），因为修建北京宫殿，朝廷派遣官员分赴天下各地采伐大木。据《成祖永乐实录》记载：“右佥都御史仲成，四年命率山西军民采木于五台山……军民苦之，昔有官军百户亦被捶楚。”^[11]

从文献中得知，边关附近的五台山成为官方伐木的主要区域，伐木给军民带来了苦役，说明伐木任务繁重，仅官军受到惩罚的就达百户，由此可以推知，此次伐木人数多、规模大。“永乐年间（1403—1424），决定在北京修建宫殿到正式迁都北京，历时十四年之久，以后又继续修建大量的庙、坛、园、府，大量木材从山西砍伐。”^[12]永乐年间的迁都，北京大兴土木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由于需要的木材很多，在全国的伐木地点较多，但山西靠近北京，山西又有多个林区，因此，山西成为伐木的重点区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恒山、五台山一带离北京更近，森林被砍伐是在所难免的。

据文献记载：“嘉靖三十年（1551），因内官监题请差官抽印木料，以备供应，曾动支京运银一四四六五两，行令五台知县杨启克，忻州同知王宦等采运。”^[13]据雍正《朔州志》记载，杨启克任五台知县时，“世宗建三殿，采木于邑，募民伐山，得木二十万，时亢旱水竭艰挽运，克祷于天，曰‘民力疲矣，愿赐之雨’。是夕，果大霈如注，木尽浮出”^[14]。以上文献提到的伐木地点“邑”指恒山西段的北部山坡。二十万根木料，靠人力和畜力运回北京是很艰难的，当知县向天求雨时，上天呼应。由于雨急，河水猛涨，木料被河水漂至北京。根据采木地的地形和水系可以推知，当时木料是被灰河和桑干河（现为恢河和桑干河）水漂回北京的。五台知县和忻州同知，他们负责采运木材，根据他们管辖范围推知，宁武关至雁门关一带及附近区域是他们伐木的主要区域。从当时采运木材动支银两较多可知，此次伐木规模较大。

嘉靖三十一年（1552），工部派官员前往山西采木，文献载：“山西巡抚许论会同巡按御史李一瀚，令地方官‘招募识木商人，及情愿上木殷实之家’。采买柁木三千根，散木、松木各四千根，松椽木一万根，运至张家湾报缴。”^[15]以上伐木的数量，是一年之内在山西伐木的数量。那么，此次伐木地点是否有三关一带？从文献中很难推知，但此次伐木，对木料的种类要求严格，有柁木、散木和松木以及松椽木，而且对某一种类的木料规定了数量，且数量较大，由此可以判断，要完成此次伐木任务，应该在山西众多的林区挑选砍伐树木。三关附近的恒山、五台山区靠近京城，且利用水运很容易把木料运到河北大平原，因此，这次伐木地包括恒山、五台山区的可能性很大。

至于军方伐木，常常具有较大的规模。因为晋北三关一带及其以北的外长城沿线一带是明北部边防线九边重镇地区的一部分，驻军很多，仅是修建营房，或是建一些军事设施，就需要很多木材，再加上一些军官还有伐木营利的行为，从明王朝建立（1368）至万历年间（1573—1620），军方伐木的数量应该是很大的。有关军方伐木的一些事实，在下文的伐木纠纷中将要列举。确实，在明代，仅发生在晋北官方伐木的事件就很多。由于伐木的规模较大，森林减少的速度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