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贮粮备荒”真的有必要吗
吕坤认为，饥荒发生的原因不只是自然灾害，还需考虑人为因素。他谈道：“丰年忍饥，凶年饿死，未必皆岁之罪也。”[27]如果丰年还饥饿，一定是懒惰造成。耕种者不欺骗土地，土地是不会亏待人的。凶年出现饿死现象，可能是平日备荒较少，再加救灾不力所导致的。
吕坤从家庭、社会、朝廷几个层面谈到“贮粮备荒”的必要性。从家庭层面讲，让每个人都有备荒的意识和行为。一旦有灾荒，每户都能得到救灾物资。真可谓“家家有救民之资，人人有备荒之策”[28]。吕坤对个人备荒的必要性进行了如下的论述。
平日备荒不奢侈，学习鸟鼠备冬粮。吕坤作《救命会劝语》，建议百姓在平常年景节俭储粮。“想那好年成时，胡使乱费只嫌窄，衣布裳只嫌丑，吹笛打鼓还嫌不中听，好酒好肉只嫌不中吃。却将那平日吊下的留在这时用，怎到的吃榆皮、草根还饿死了。俗语说，爷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在手。只望百姓们口那肚攒随贫随富，除了纳粮当差外，宁好少省使俭用，宁好淡饭粗衣，好歹多积些救命谷，多积些救命钱。宁为乐岁忍饥人，休做凶年饿死鬼。且如老鼠盗杂粮，积在穴中没时备用。鸟雀衔楝子，藏在树里冬月防饥。你曾见荒年饿死多少鸟鼠？人生过日，倒不如鸟鼠见识，可叹可叹！”[29]吕坤将百姓平常年份的富足生活同饥荒年间的极端求生行为做了对比。一种场景是：穿“衣布裳”，吃“好酒好肉”，听笛声鼓音，日子富足，心中无事。另一种场景是：谷仓空，锅无饭，牲畜亡，人逃荒，剥树皮，挖草根。到后期，人躺荒野，饥饿而死，野狗啃人肉，狐狼觅死尸。吕坤感叹奢侈者的无知，对只图一时享受而不为灾年备荒的人们感到悲哀，这些人远不及鸟鼠的见识。多积救命谷，多攒救命钱，好年景多节俭，遇灾年有饭吃。这里吕坤谈及备荒的重要，并以鸟鼠备粮为例，提醒人们要有危机意识，并且付诸行动。
从社会层面上讲，“宇内之重，无重于民生矣”[30]。在整个社会，民生是重中之重。“积贮之法，非独救饥民，正以救死民。”[31]贮存粮食可使一大批百姓在荒年免受饥饿，也可把众多饥民从生死线上挽救回来。救助的大多是农耕者，救助的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那么，积贮之法利于稳定社会，助力社会发展。从道德视角看，“救饥”“救死”显示了一个村落、一个地域，以及整个社会在患难时人们之间互帮互助的社会风尚。
从朝廷层面上讲，“王政之急，无急于积贮矣”。[32]贮粮是王朝施政最要紧之事。否则，一个王朝可直接或间接毁于一次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中。“非独备荒岁，亦以佐军也。”[33]贮粮让百姓稳度荒年，如遇不到荒年，可养兵兴军，助力朝廷稳固江山、开疆拓土。“救荒无奇策，正欲备有善政耳。”[34]救荒找不到奇特的妙方，只能采用最原始的贮积办法。救荒的实施程度及效果是一个王朝是否“善政”的显示。
“贮粮备荒”对于救助百姓、稳定社会、王朝安全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王朝要一直保障物资供应，因为物资供应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资供应有多种途径、多个办法。他具体建议，京师的物资供应不能间断，因为京师是王朝最重要的地方。为防患于未然，各地要做好贮粮备荒事宜。“三仓”建设能够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组织全民备荒，同时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自救仓”能够挖掘众多百姓的力量，攒丰年的粮食。“乡会仓”可动用一些绅士、富豪的力量贮积富人们多余的粮食。“二利仓”可利用朝廷的银两购买粮食。
关于贮粮备荒，吕坤建议王朝各地要做好具体事宜。救荒很紧急，备荒方法多，且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备荒重在发动社会力量，重在具体落实。除了需建造各类粮仓之外，征粮、储粮也较为棘手。寺庙等地可作为收留贫弱者的场所，设立粥厂要选择交通方便且人口密集的地域，粥厂运行需防止疫病流行。备荒、赈灾的重要性需要广大民众得知，官方有责任加大宣传力度。同时，动员全社会的人参与。从朝廷节省巨资到普通百姓的衣食节俭，都需制度化。赈灾过程的每项事宜需制订详细的条文，官方要依据实施的效果明确奖赏制度。官员吕坤以身作则，作《毒草歌》提醒百姓不要误食毒草。为了备荒，他上奏皇上，下到基层，渴求把备荒、赈灾制度化。他亲自起草、颁布《赈灾法》《放赈十禁》，以制度化的形式指导官员、百姓做好备荒、赈灾事宜。
从家庭、社会、朝廷多个层面讲，备荒的必要性很强。当灾荒出现时，依据灾情合理启用“三仓”，使百姓缓减饥饿，甚至摆脱死神的威胁。如没有发生灾荒，可利用多余的贮粮养兵兴军。备荒能够让全社会的人团结一体，共同防御外敌入侵。同时让全社会的人建立危机意识，养成节俭的社会风尚，推动社会发展。
在明万历中期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吕坤提出这些建议，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来说，其警示性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这些建议对现代社会的防灾、救灾，也有重要的借鉴及参考价值。